汪曾祺老先生一生不写长篇小说，他篇幅最长的《大淖纪事》，有人把它归入短篇小说。
下面是他对小说写知的精辟论述。值得我们在写作中学习、领悟、参考、借鉴。
下面分话题列述。
* 短，是现代小说的特征之一。
短，是出于对读者的尊重。
* 现代小说是忙书，不是闲书。
现代小说不是在花园里读的，不是在书斋里读的。现代小说的读者不是有钱的老妇人，躺在樱桃花的阴影里，由陪伴女郎读给她听。不是文人雅士，明窗净几，竹韵茶烟。现代小说的读者是工人、学生、干部。他们读小说都是抓空儿。
他们在码头上、候车室里、集体宿舍里、小饭馆里（在公交车、地铁上）读小说，一面读小说，一面抓起一个芝麻烧饼或者汉堡包(看也不看)送进嘴里，同时思索着生活。
* 现代小说要符合现代生活方式，现代生活的节奏。现代小说是快餐，是芝麻烧饼或汉堡包。当然，要做得好吃一些。
小说写得长，主要原因是情节过于曲折。现代小说不要太多的情节。
* 以前人读小说是想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生活，或者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生活。他要读的不是生活，而是故事，或者还加上作者华丽的文笔。
现代的读者是严肃的。他们有时也要读读大仲马的小说，但是只是看看玩玩，谁也不相信他编造的那一套。
现代读者要求的是真实，想读的是生活，生活本身。
现代读者不能容忍编造。一个作者的责任只是把你看到的、想过的一点生活诚实地告诉读者。你相信，这一点生活读者也是知道的，并且他也是完全可以写出来的。作者的责任只是用你自己的方式，尽量把这一点生活说得有意思一些。
* 现代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界线逐渐在泯除。作者和读者的地位是平等的。
*（现在的作者）最好不要想到我写小说，你看。而是，咱们来谈谈生活。
生活，是没有多少情节的。
* （谈小说写景）屠格涅夫的风景描写很优美。但那是屠格涅夫式的风景，不是人物所感受到的风景。他写的是没落的俄罗斯贵族，他们的感觉和屠格涅夫有相通之处，所以把这些人物放在屠格涅夫式的风景之中还不“硌生”。
写现代人，写现代的中国人，就不能用这种写景方式，不能脱离人物来写景。
小说中的景最好是人物眼中之景，心中之景。至少景与人要协调。现代小说写景，只要是:“天黑下来了……”，“雾很大……”，“树叶都落光了……”就够了。
* 巴尔扎克长于刻画人物，画了很多人物肖像，作了许多很长很生动的人物性格描写。
这种方式不适用于现代小说。这种方式对读者带有很大的强迫性，逼得人只能按照巴尔扎克的方式观察生活。
现代读者是自由的，他不愿听人驱使，他要用自己的眼睛看生活，你只要扼要地跟他谈一个人一件事，不要过多地描写。
作者最好客观一点，尽量闪在一边，让人物自己去行动，让读者自己接近人物。
* 我不大喜欢“性格”这个词。一说“性格”就总意味着一个奇异独特的人。现代小说写的只是平常的“人”。
* 有些小说让人物作长篇对话，看起来有思想，有学问，成了坐而论道或相对谈诗，而且所用的语言都很规整，这在生活里是没有的。生活里有谁这样地谈话，别人将会回过头来看着他们，心想:这几位是怎么了?（话外意：是不是有点神经了？）
*（谈小说对话）对话要少，要自然。对话只是平常的说话，只是于平常中却有韵味。对话，要像一串结得很好的果子。
对话要和叙述语言衔接，就像果子在树叶里。
* 我一般地不反对在小说里发议论，但议论必须很富于机智。
带有讽刺性的小说常有议论，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 抒情，不要流于感伤。抒情就像菜里的味精一样，不能多放。
* 写小说要像说话，要有语态。说话，不可能每一个句子都很规整，主语、谓语、附加语全部齐备，像教科书上的语言。教科书的语言是呆板的语言。
要使语言生动，要把句子尽量写得短，能切开就切开，这样的语言才明确。平常说话没有说挺长的句子的。能省略的部分都省掉。我在《异秉》中写陈相公一天的生活，碾药就写“碾药”，裁纸就写“裁纸”，两个字就算一句。因为生活里叙述一件事就是这样叙述的。如果把句子写齐全了，就会改为:“他生活里的另一个项目是碾药”，“他生活里的又一个项目是裁纸”，那多罗嗦!——而且，让人感到你这个人说话像做文章(你和读者的距离立刻就拉远了)。
* 写小说决不能做文章，所用的语言必须是活的，就像聊天说话一样。
现代小说的语言大都是很简短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我觉得海明威比曹雪芹离我更近一些。鲁迅的教导是非常有益的: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删去。
* （举例说明）例如，我写《徙》，原来是这样开头的:
世界上曾经有过很多歌，都已经消失了。
我出去散了一会步，改成了:
很多歌消失了。
我牺牲了一些字，赢得的是文体的峻洁。
短，才有风格。现代小说的风格，几乎就等于：短。
短，也是为了自己。
后记：汪老交代叙述小说的写作，涉及的内容很全面，很值得我们揣摩、学习。
感谢欣赏学习，请为汪老的精彩文字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