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开始，在现在社会中流行一股“躺平风”。所谓的“躺平一族”，即面对生活压力、职场竞争、家庭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时，主动选择走向边缘，用消极的方式应对一切。
我们先不讨论躺平到底是对是错，单单就这样对生活消极的态度，肯定是不可取的。
有不少“躺平青年”却振振有词，把魏晋的“竹林七贤”，与“田园派”代表诗人陶渊明奉为“躺平始祖”，想以此达到心灵上的某一种慰藉。
著名田园诗人、文学家陶渊明，他是否如今天的“躺平青年”一样，打着归隐田园的旗号，真的就躺平不起了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一分为二来看待。陶渊明是否主动躺平，与他所处的时代还有家庭背景有着直接关联。
翻开史书我们不难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东晋南朝）隐士辈出。仅《陈书》的记载统计，这一时代就共有隐士89人次（实际数字远不止于此）。
这些隐士多隐居在幽美的山林之中（主要集中分布在寻阳、会稽、建康及其周边地区），不事生产、屡拒功名，整日醉生梦死，通过作品抒发心中情怀，尤以“竹林七贤”、陶渊明最为出名。
譬如，1600年前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至今仍是我们憧憬的乌托邦，成为中国人长久以来的精神家园，导致都市年轻人越来越向往“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
雨天、田地、花草等等代表着乡村气息的物件，让疲惫的年轻人找到了些许精神慰藉。
纵观陶渊明的一生，从家道中落，流落他乡，再到前后五次入仕，直至最终归于田园，其生平履历不可谓不精彩。
但是，结合时代背景，陶渊明似乎不能完全算作“主动躺平”。导致他最后弃官不做，归隐田园的诱因，无非是以下四个大方面。
一、遁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陶渊明家族的发迹，应当源于他的曾祖父陶侃。陶渊明祖父陶范受到其父亲影响，聪敏好学，最后官至太守。
因受到门阀士族打压，到了陶渊明父亲那一辈家道已然中落，陶渊明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生的。
按照当时的门第标准，陶渊明只能算作寒素士人。虽有一定政治资源和家族背景，但与真正的门阀士族相比，还是不值一提。
因出生和社会环境无法选择，陶渊明长大成人后遭到社会排斥，形成了自我独立的人格。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俗”意思就是陶渊明不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一来源于身份地位不匹配；二来是思想上受到儒家影响。
陶渊明仍然存有经世济民理想，这与当时清谈玄理的社会氛围形成了背道而驰的局面。
久而久之，陶渊明产生了强烈的遁世需求，最为理想的一条途径就是归隐山林。
当时的门阀控制权力，导致政治黑暗，给当时的社会造成很大灾难。仅侯景之乱，就使富庶的江南变成“千里绝烟，人迹罕至，白骨成聚如丘陇”的人间地狱。
针对诸多天灾人祸，为躲避尘嚣、安生保己，陶渊明产生归隐山间的想法，非常具有当时社会的代表性。
不仅陶渊明，大名鼎鼎的葛洪，与一大批隐士在饱尝乱政之苦或仕途不顺后，纷纷走上了归隐山林这条路。
二、起伏——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古往今来，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王公贵胄，大部分人都向往平稳的生活。
这里的“平稳”指的是家庭与工作不会出现太大波折，最好能稳中有进，人还不会太累，有充足的物质来源。
反观陶渊明，其出身虽算不上门阀，却比普通百姓强出不少。只不过，陶渊明前后五次当官，无疑表明了陶渊明的仕途不顺。
公元394年前后，29岁的陶渊明离开了田园，他终于出山当官，因“将养不得节”，担任江州祭酒。虽有些勉强，甚至感到羞耻，但挣钱嘛，必须得拉下面子。
没过多久，陶渊明就辞去了江州祭酒的职务，回到故乡南山一带继续过起田园生活。
第二次当官是在陶渊明35岁前后，有了第一次失败的入仕经历，陶渊明在家里过了6年田园生活，再次当官，顺便赚取些生活费。
这一次陶渊明成为刘裕的参军。出于对刘裕不满，还深深眷恋着田园生活，于是陶渊明再次回归山林。
回归田园整顿一番后，陶渊明似乎心有不甘，又再度出山当官，投奔了当时的风云人物桓玄。
为了能站稳脚跟，陶渊明离开故里，前往政治中心江陵。隆安五年冬，陶渊明亲生母亲孟氏病逝，他借口回家举丧，彻底离开了桓玄的军营。
第四次当官是在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3月，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想找一个可靠的人，替他去京城递交辞职表。
他听说陶渊明是东晋名流陶侃的后人，曾是刘裕的参军，故给了他一个参军的虚衔。
陶渊明看不上这个闲职，无奈人穷志短，完成了“送信”的使命拿到报酬后，他反倒把刘敬宣给炒了鱿鱼。
第五次当官同样是在义熙元年，与第四次时隔半年时间，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
对于这次当官，陶渊明是这么说的：“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
大意就是家里很穷，日常耕种织布，不足以一家老小生活，米缸里没有存粮，没有办法解决。亲友们都劝我去做官，我就只能到了这个县衙当一个小官。
过了没多久，陶渊明产生归乡之情。恰逢妹妹病逝，陶渊明请求辞去官职，再次归隐田园。这一去，陶渊明便再也不入官场了。
具体算算，陶渊明前后五次当官，在官场里痛苦挣扎十二年。本来愿望“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结果官场的勾心斗角让陶渊明无法适应。
加上本性热爱田园、自由，使得陶渊明义无反顾地五次当官，五次还乡，宁可穷，都要坚持自己的本心。
依我之见，陶渊明能五次出山，不完全是为了挣取生活费。
民间有句俗语，学会文武艺，卖与帝王家。陶渊明再怎么着是个文化人，恰逢乱世，曾有过救国救民的念头，但每次当官总是有些事情令他不如意。
期望越大失望越大，陶渊明在一次次出山归隐的过程中，逐渐累积的信心被全部打散。
第五次当官经历结束后，他是彻底死心，再也不想陷入尘世，尤其是这混乱不堪的官场。
三、审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魏晋南北朝，特别是东晋之后的朝代，社会上一度流行玄学之风。
玄学是一门庄子哲学，其核心是老、庄推崇的道，基本精神就是顺应自然，返璞归真。
这种精神必然深刻影响着当时人们审美意识和形成与发展，尤其是酷爱学习的东晋隐士们。
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产生了强烈的审美需求。他们为了超脱凡尘、陶冶情性，纷纷归隐自然美的山林中。
讲得更直白点，逃离了官场生活的陶渊明感到身心畅快，他一边种着庄稼，一边欣赏这良辰美景，生命随着时间自然流淌，这一切给他带来的最真实畅快的体验。
陶渊明早已看破尘世，他活明白了，与其追逐虚无缥缈的救国救民，倒不如过好自己的每一天。
正因如此，陶渊明才一口气写了五首《归田园居》，详细描写了他所见识到和脑袋里想象的田园风光，包括著名的世外桃源。
四、研学——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在农活之余，陶渊明特别喜爱读书，他曾说过：“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从读书中得到快乐，不是将其当做攫取名利的手段，这是陶渊明一生信奉的准则，也是许多东晋南朝隐士隐居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这一时期的隐士潜心研究、笃学不倦，达到令世人惊叹的程度。
包括葛洪、陶弘景等追求长生之人终日隐居于山间，研究养生之法，具有强烈的研学需求。
从事研究学习、聚徒讲学需要有一个清净、自由的环境。当时的社会充满黑暗与动乱，为了便于研究讲学，他们不得不找一个清静、自由开阔的地方，满足于研究学问、追逐审美等诸多需求。
无人打扰的田园山林，便是最好的去所了。研学需求是以陶渊明为代表的东晋南朝隐士隐居山林的一大推动力。
在东晋南朝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隐士需求是十分复杂的。
与其说他们是主动躺平，倒不如说因为各种各样的需求选择归隐山林。在幽美的山林中寄情于山水，或研究学问，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促进了山林的文化建设。
在那样的环境与个人需求下，陶渊明屡屡入仕不顺，倒不如寻求真我，反倒是一种解脱。
如今青年的躺平却是一种逃脱；“解脱”与“逃脱”只差一字，其中的深意却相去甚远啊。（图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一更历史”所有，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