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心中，有两个世外桃源，一个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另一个就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的湘西小镇“茶垌”。
在这个优美的小镇，有高山翠竹，有桃花朵朵；有快活的山鸟，自在的鸣虫；也有美丽的人儿，纯美的爱情……
这本叫《边城》的书，曾经打动无数人，也影响了沈从文的一生。
今天是5月10日，31年前的今天，沈从文先生，驾鹤西去，留给世人一座纯美的城。
1、一座“古怪”的城，与生长其上顽野而内向的少年
沈从文在自传里，讲及自己所生长的小城——湖南凤凰，称它“真是一个奇怪地方”。这并非只是作家本人对家乡的一种独特称谓。
这座人们眼中“最美的小城”，其实有着长久的血腥暴虐的历史。由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上半叶，它虽地处偏僻，接近“蛮荒”，却一直是湘西管钥之地，是重要的军、政中心。
在人的世界里，一方面是种种残暴的屠杀、冷酷的政治争锋，一方面由兵卒、土匪、平民、商人及少数读书人和多数军官一道构成的社会阶层，却又是各本其分，各守其道。千百年的生活中，自有一种与外界颇为不同的淳朴习气。
便在这座美丽而幽静、暴虐而血腥的“古怪”小城里，“自然的光、影、声、色，与杀人印象，混合叠加，一并成为沈从文童年、少年记忆的主要部分。”
1902年，沈从文出生于一个军人之家，共有兄弟姐妹九人，排行第四。
四岁时，母亲便教他开始习字；六岁时，正式开始念私塾。
那时的他，渐渐展现出儿童顽野的一面，跟着一个姓张的聪明表哥，学会了逃学，常常想尽办法“逃避那些书本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看世界一切，到一切生活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
同私塾里每日四书五经的温习和被父母束缚的生活相比，沈从文更爱自然、社会里的一切。
“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得来，却不需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
他或为河中被钓起的鳜鱼惊呼，或长久地凝望着蓝天中飞满的风筝，或为空山中啼声清亮的黄鹂喜悦，或为树木上累累的果实而感到某种难言的心灵的充盈……
少年时期的沈从文
1915年，沈从文入新式学校，比私塾活泼、宽松得多。他虽不必再逃学，但心思仍在课本之外的空气、声音、颜色、味道里。爬树、泅水、赌骰子，给老师起绰号，还学会了粗话野话。
他这般的顽劣，自然伤了军人父亲的心。这位父亲同其他所有父亲一般，对儿子抱有许多的期望，想着这个儿子将来即便不做将军，却可能比做将军还要高些。
他没有办法了解，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不想着好好上进，为什么不去好好利用自己的聪明用功，却总是混迹在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中，为一些最为平常也最为人们所轻贱的东西迷醉不已。
“在我面前的世界已够宽广了，但我似乎就还得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1917年，沈从文高小毕业，随着家中境况越来越坏，母亲“以为与其让我在家中堕入下流，不如打发我到世界上去学习生存。”沈从文遂在亲戚的帮助下，以补充兵的名义，随同部队到辰州驻防。
自传里，他写道：“7月十六日那天早上，我就背了小小包袱，离开了本县学校，开始混进一个更广泛的学校了。”
15岁以前，故乡里的一切――诸如故土清丽而妩媚的山水、逃学时如所有孩童般的捉蟋蟀、偷李子枇杷、结伴打架的调皮事、乃至另一种全然难以想象的看杀头的经验，全在这个脆弱、羞怯、孤独、顽野而富于幻想的少年心中，烙下了永恒的印记。
而这种印记更在日后沈从文的作品中得到一种清晰的呈现：
无论是他所书写的他所熟悉的湘西这片土地上的生民，对农人与兵士所怀有的一种不可言说的温爱；
还是他永远以一个“乡下人”的视角去看待人世的一切，批判现代文明的丑陋处，而对人性中的美好处永不乏歌颂。
他的保守、顽固，他对一切事照例的认真态度，他不缺少机警、却也不甚懂得诡诈的纯粹性灵，都在一次次昭告着世人：
他永远是一个“乡下人”，有着根深蒂固的乡巴佬的性情！
《边城》剧照
“乡下人”沈从文——星斗其文
随军流转的生活，对尚少年心性的沈从文来说，不觉离开家乡的凄苦，反是有无限的新奇。
他们驻扎在辰州（即沅陵）总爷巷一个旧衙门里，每日除了跑早操，大多时候都无所事事。
日子便是这样流水似的过去了，而其中，却是有这样一位曾留学日本的叫文颐真的秘书官，第一次向这个小兵开启了另一个世界的缝隙，让他又认识到了一本文化和智慧的“大书”，这本大书叫“文学”。
在这个少年所熟知的生活之外，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却是正在酝酿着一场千年未有之变局。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不断扩大，到1923年，终于波及了这个湘西一隅的年轻人。
“我对于新书投了降，不再看《花间集》，不再写《曹娥碑》，却欢喜看《新潮》、《改造》了。”
对沈从文来说，正是这些书籍，告给一个曾经懵懂无知的少年，这个世界有着多少蜷缩在荒僻小城里的他所不知道的事，且告给他，人生也许当有别一种活着的方式。
“为了读过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
他痴痴呆呆地想了四天，终于决定“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
他决定到北京读书。与一个朋友结伴，一路出湖南、经汉口、到郑州、转徐州、又转天津。19天后，提了一卷行李，他走出北京前门的车站，也从此将进到一个“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在旅店登记簿上，他写道：“沈从文（在这之前，他一直用原名沈岳焕）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从文”，这个名字注定了他余生都将与“文学”纠缠不清。
在一些友人的帮助下，他得以在北京大学附近找了一间由贮煤间改造成的、仅可容膝的小客房，方便去北大旁听。他为之取了一个戏谑的名字“窄而霉小斋”。
当时北大学术氛围颇为包容，如沈从文一般的旁听生远比正式注册的学生要多。他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友人，如刘梦苇、陈翔鹤、冯至、陈炜谟等。
那时的沈从文当然也想成为正式学生，但几次报考，不是失败，便是因筹措不出宿膳费，只得放弃。也是在这种境况下，他拿起笔，开始学习写作。
他写得急切，源源不断，四处投稿，却多次失败。
一个月后，沈从文终于迎来了转机。《晨报副刊》发表了署名休芸芸的散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这也是迄今所能找到的沈从文最早的作品。
由此，沈从文开始连续为《晨报副刊》写稿，初期作品大多刊载于此。仅1925年一年，他便发表各类作品达60余篇，也因此被讽刺为“多产作家”。
但全然靠写作来维持生活，究竟是艰难的，加之沈从文在用钱上颇为糊涂，导致常常是窘迫到吃了上顿没下顿。
那段时间，他常常感叹“我老了”，尽管那时的他方26岁。
在《不死日记》里，满篇尽是穷愁不已，牢骚满腹。母亲的病情、妹妹拖欠的学费、生存的压力让他喘不过气来，酸楚在心。
他常常做发财梦，也清楚文坛的时尚和卖文的种种机巧（不过是或走类似“性史”的路；或走上海方面自命为青年无产阶级的人所走的路，满篇嗳呀苦、嗳呀闷；或则说到革命事上来，枪呀炮呀），却自有文学的执拗与坚持。
他曾说：
“凭了人的灵敏的感觉，假借文字梦一样的去写，使其他人感到一种幽美的情绪，悲悯的情绪，以及帮助别人发现那超乎普通注意以外的一种生活的味道，才算数。”
正是他的这种独特的文学风格，让他有别于此后文坛上沸沸扬扬的其他两派——左翼文学和海派文学。
他将自己的文字定义为“乡下人”的文学，以同时髦的文学相区分，自信“或者还有人，厌倦了热闹城市，厌倦了眼泪与血，厌倦了体面绅士的古典主义，厌倦了假扮志士的革命文学，这样人，可以读我这本书，能得到一点趣味。我心想这样人大致总还有。”
1928年和1929年，沈从文共发表作品七十余篇，如《老实人（小说集）、《阿丽思中国游记》（长篇小说）、《山鬼》（小说）等，便是在这种持续且大量的写作中，沈从文的创作一点点成熟，风格也渐渐成型。
1928年，《小说月报》上发表了短篇《柏子》，成为其代表作品之一。柏子是湘西河流无数水手中的一个，日里爬桅子唱歌，船靠岸便去河街找相好妓女玩耍。
在《柏子》文末，沈从文题：“这才是我最熟的人事，……我应当回到江边去，回到这些人身边去。这才是生命！”
文字明净、语气舒缓，内里是宽厚的悲悯与爱怜。湘西的山、湘西的水与湘西厚重的历史一道，默默无言地却始终无比坚实地支撑着他笔下那个广大的世界。
“不知该原谅些什么，诚觉世事尽可原谅。（木心语）”
沈从文的文字给我的便是这样感觉，有的是一种广博的爱，有的是一种对整个人类命运的深切同情，不去谴责些什么，不去批判些什么，人人都不过又甜蜜又凄凉地活着，“叫你想想忍不住要哭，想想又忍不住要笑啊！（曹禺语）”。
《边城》——一曲渺远的歌，一场悠长的梦
“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但我也安慰自己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当为自己庆幸，……”
许多人都曾听过这样一句唯美的情话，许多人也都曾为这话里的缱绻深情而感动不已。它来自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一封信，信里讲了一个“向虚空里伸手，攫着的是风”的故事。
幸而，这无数次的伸手，终于让他收获了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1933年，两人订婚。一个春日，两人去崂山玩，走北九水，途中路过了一个小乡村，碰到有一家老者逝世。报庙招魂当中一个小女儿凄凉的哭声，让沈从文深受震动，便形成了《边城》写作最初的幻念。
他向面前的恋人，他心爱的三三（张兆和）许下心愿：“我懂得这个有丧事女孩子的欢乐和痛苦，正和懂得你的纯厚与爱好一样多一样深切。我要把她的不幸，和你为人的善良部分结合起来，好好用一个故事重现，作为我给你一件礼物。你信不信？”
从此，便有了一座名为茶峒的小城，有了小城里一个淡淡忧伤的故事，共同编织成了万千读者心中一曲渺远的歌，一场悠长的梦。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这便是《边城》的开头，犹如一幅寥寥几笔勾勒而成的水墨画，浅浅淡淡，却又有无限悠长韵味。那生命中的一切得失与爱憎，便在这留白里一层层晕染开来。
沈从文曾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边城》便是作家供奉“人性”之作，是作家深情唱出的一曲生命的理想之歌，是作于都市的“乡下人”的梦，是对人生远景的一种深切凝眸。
那秀丽的青山绿水，那关系茶峒风水的白塔、那深翠逼人的竹林中传来的鸟雀声声的鸣叫，那悠悠的月夜里青年男女对唱的歌声，以及那节日里赛龙舟、舞龙、捉鸭子、放烟火的欢乐氛围……一道构筑成故事中人物生活的背景，那便是原始、自在的生命状态。
在翠翠身上，凝聚了沈从文对人性最美好的书写。她是人之子，更是大自然的女儿，是爱与美的极致。
清风丽日长养了她，青山绿水润泽着她，自然万物给了她一双如水晶般清明的眸子，也给了她一颗天真纯粹、绝不世故的赤子的心。
老船夫，他以渡口为家，从不思索这份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单单尽心地完成这样一份义务，而毫不求回报，那种勤劳善良、古道热肠处正是淳朴劳动人民美德的一种集聚。
此外，船总顺顺的大方洒脱、仗义疏财；天保、傩送对爱情的忠贞、坚定及甘愿为对方而自我牺牲的精神；至于杨马兵，在老船夫死去后，对翠翠处处的关心照顾，成为她“唯一靠山，唯一信托人”；甚至于“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
《边城》剧照
这便是作家所营造出的理想化的人间天堂，一幅田园牧歌式的画卷。
而其中的爱情即便以悲剧告终，也并不让人觉出残忍，便只是淡淡的悲伤。因为你无法怪罪任何人，也因为那纯净自然足以让一切的苦痛消泯。
如作家所说：“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
就像老船夫对翠翠的爱里寄托着对不幸女儿的哀思，希望翠翠能有一个好归宿，可最后他种种努力却并没能让翠翠理解、天保怪他、傩送怪他，顺顺也怪他。可他终了不过是一个全心全意希望孙女得到幸福的祖父罢了！
就像天保傩送同时爱上翠翠，翠翠却对傩送情有独钟，天保爱情失意下坐船去下游却不幸淹死……人人都那么善良，人人都为着别人着想，可最后因这种种不凑巧而导致的悲剧，又该谁来承担呢？
又或许谁都不必承担，这便是生命所不能为人知处，这也是沈从文所愿望告知我们处。
终了，便只是一种薄薄的凄凉，一种淡淡的悲伤。
毕竟，“那个人也许永远不会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作家仍是把希望留给了故事里的翠翠，也留给了故事外的我们的！
沈从文的“后半生”——不折不从
鲁迅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由此可以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
时代裹挟下，人人都在循着某条道路，拼命奔逃。有人选择坚守自我，有人选择顺应潮流，其中也许并无对错之分，他们都只是选了一条自己认为对的路。
1949年，中国大变在前，老友们大都持兴奋乐观态度，唯独沈从文感到了某种忧虑与彷徨，写下了一篇《中国往何处去》。
后来，沈从文被郭沫若划为“粉红色作家”（反动文人），他一度精神失常，甚至尝试自杀。未遂，他又给远在香港的黄永玉（沈从文是其表叔）写信：
“北京傅作义都已成瓮中之鳖。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落。城，三四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
然而没多久，解放军进城后，沈从文却是又忙不迭夸他们“威严而和气”，劝黄永玉赶紧回来，“参加这一人类历史未有过之值得为之献身工作”。
便是这种抗拒又顺从的矛盾，贯穿了沈从文的后半生。他在时代的长河中顺流而下，却又每每有一种逆流反抗的意识。他愿望投入到大众中去，内心深处却又始终无法屏除那种对狂热的怀疑。
沈从文与友人合影
1949年后，他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老同志》，写一个炊事员，赞扬他“在无私无我地为建设国家而努力”。
沈从文七易其稿，但如果抹去了作者的名字，你会觉得，这是当时任何一位作家都能写出的作品，却唯独不属于沈从文。
妻子张兆和热烈地投身于新时代的建设中去，就连读初中的儿子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老不进步”。家人们爱他，却无法理解他。
他们不懂得一个真正的作家，是没法背弃自己对文学的信仰与坚持的。
他终于决定搁下笔来，既然无法成为另一个人，那他就索性不再去努力成为。
此后的他，忙着给《红楼梦》写了几百条注释，倾心于研究诸如妙玉的茶具之类为当时的人民所不能解甚而觉得无比可笑的问题，还写下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中国的一项空缺。
在那些瓶瓶罐罐花花朵朵中，他用另一种方式，赢得了自由与荣誉。
1950年，他曾走入绝境，曾无比绝望地想要告别人世。也许许多人会觉得一个会用自杀来逃避问题的人，太过怯懦。
可我们忘了，这绝境他原是可以避免的。只要他愿意稍稍妥协，向当时时代里的大多数人一样，稍微圆通一些，随波逐流一些，他是可以过得很好的。
可他不愿，他有自己对文学的坚持，他是坚持艺术的纯粹与美的，他不愿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
一个人敢于走到这样的境地，本身便已是一种勇气。一个死过一次的人，当他再活过来时，就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后来的岁月中，沈从文遭遇过无数次比如今更煎熬的事情，但他再也没有精神上的反复纠结、乃至崩溃。
在受尽屈辱的后半生里，他的精神却仍是活得无比高贵。
“文革”中，他被派去打扫厕所，收藏多年的文物书籍通通被没收。一篇文章里写他：“他像摩挲珍贵的青铜器一样，认真擦着每一个便器。”
于是我们知道，他的力量不只是在文字上。
沈从文与张兆和
80年代访美时，他曾做了二十三场讲座，一半关于文学，一半关于文物，通通都是美。对于后半生的那些经历，那些苦难，只口不提。
这不是逃避，这是真正的放下。苦难虽留下烙印，却因此而升华了人生。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肺炎告别人世。1992年5月，张兆和率领全家，送沈从文回归凤凰。
墓地在听涛山下，面对沱江流水。他的一半骨灰洒入清流中，一半长埋泥土下。墓地俭朴、宁静，墓碑是一块天然五彩石，正面是沈从文的手迹，分行镌刻《抽象的抒情》题记的话：
照我思索
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
可认识“人”
背面是张充和（张兆和的妹妹）撰书：
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我想，沈先生是担得起这样书写的，一颗赤子的心，与一副坚忍的灵魂，是担得起这样书写的！
我们也许不曾忘了这样对白——
祖父说：“翠翠，我来慢了，你就哭，这还成吗？我死了呢？”
翠翠不作声。祖父又说：“不许哭，做一个大人，不管有什么事都不许哭。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才配活到这块土地上！”
诗人他自己老去了，然而他满怀深情凝注成的故事、故事里的美好的人儿却永不会老去！
也许某一个静寂的午夜，你于绵长的睡梦中，还能听见翠翠在船上轻轻哼着――
“慢慢吃，慢慢喝，月白风清好过河。醉时携手同归去，我当为你再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