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在我国小说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人物刻画、结构方式、语言描写都极有特色，单是人物绰号的运用，在文学史上恐怕就是少见的。本文从美学的角度，对绰号折射出汉民族的审美心理结构，时代的特色，以及显示出的人物身份等方面加以分析，揭示出这些绰号同时代特点、民族心理尤其是道德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给作品人物起绰号是早已常见的文学现象，在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的人物画廊中，凡被安以绰号的典型，往往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故事的梗概早已忘记，然而那些人物的绰号却记忆犹新，永远难忘。人们只要想起某绰号，马上就会浮现出栩栩如生的某人物来。给人物起绰号这一艺术手段，从美学角度看，无疑是人们的审美意识在起作用。
我国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水浒传》给每个人物都起了一个绰号，在文学史上是少见的。《水浒传》一百单八个绰号无一雷同，有的粗俗鲁莽，如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有的素雅秀健，如美髯公朱仝，一枝花蔡庆，白花蛇杨春；有的如凶神恶煞，如赤发鬼刘唐，混世魔王樊瑞，操刀鬼曹正；有的却似神兵天降，如八臂哪吒项充，飞天大圣李衮，小李广花荣；有的韵味隽永，如玉麒麟卢俊义，九纹龙史进，智多星吴用；有的涵义冷峭，活阎罗阮小七，青面兽杨志，翻江蜃童猛。这些名号给读者心中增添了美感，其美学价值在中国文学宝库中放出异彩。
鲁迅先生一九三五年在《五论文人相轻》一文中指出：“果戈里赞颂俄国人善于给作品人物起绰号，而且是名号一旦取了，那就像影子一样伴随着作品中的人物的行踪，即使这人物跑遍天涯海角，它也要跟着走，‘怎么摆也摆不脱’。这正如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化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深情必现，只要看过被画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谁。”接着他又说：“梁山泊上一百零八条好汉都有绰号，也是这一类，不过着眼多在形体，如‘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浪里白条张顺’等，并不能提挈这人的全般。”鲁迅充分肯定了文学作品中人物绰号的艺术感染力和意义，并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文学作品中人物绰号的特点。鲁迅虽然嫌《水浒》人物绰号不够尽善尽美，然而他从比较俄国文学作品出发，由绰号而阐述我们民族文学的特点，却十分值得称道。
《水浒传》因人物绰号特多，故他们的命名是复杂的，多类型的，看似平易实则很深，作者对各种名号的处置，刻意求深。本文从美学的角度，着眼于民族文化的特点，就作品人物的绰号来分析和阐述他们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具备的价值和作用。
折射出汉民族的审美的心理结构
一定的美感，审美观念，都带有深厚的民族渊源，是其他民族所不可取代的。《水浒传》的人物绰号就具有这种深厚的民族渊源。
《宋江三十六人赞》（龚开）曾记下了三十六人的绰号，从当时人们对生活的理解，追溯、探求水浒传说故事的真正来源和社会背景，说明梁山英雄的绰号都深浅不同地折射出了特定民族的风貌和人们的审美心理。从某种意义上，与其说他们是绰号，倒不如说他们是一幅幅神情毕肖，既体现人物形貌特征，又浓缩了时代精神，洋溢着浓烈而真切的社会时尚的人物风俗画。对读者把握和理解作品特定时代酿成的民族色彩，甚至包括染有宗教迷信的社会意识派生的作品思想，创作主旨，起到无形的插图指南的作用。
我国是个封建社会漫长的国度，农民们由于千百年的封建思想意识的熏陶也都在精神上负有沉重的封建迷信枷锁，值得提出的是，这些带有封建烙印的审美意识也都可以从绰号上多多少少品尝出来。就《水浒传》一百单八个英雄中，带“龙”字的绰号有五个：九纹龙、入云龙、混江龙、独角龙、出林龙。“九纹龙”是史进的绰号，《水浒传》记他的父亲史太公请了高手艺的匠人给他刺了一身花绣，肩膀胸膛纹了九条龙，所以方圆一个县的人都知道他叫“九纹龙”。龙是古人想象中一种神化了的动物，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以来都以龙为顶礼膜拜的图腾，它是被宗教幻化为神的事物，人们用它来象征机智、勇猛、力量和预兆吉祥、长寿。故“龙凤呈祥”、“望子成龙”、“攀龙附凤”等成语，千百年来到处被引用。用龙的图案纹身也便成为一种进取图强的标志，成为民间的一种习俗。《水浒传》的九纹龙就是这种民族心理和习俗的形象表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水浒传》人物众多的绰号是一笔作为记录中华民族，记录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审美观念发展历程的珍贵资料。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能因为其中由某些落后的因素，就去无端地一概把古人认为美的绰号，否定为封建迷信，或不开化的图腾崇拜等等。
比如《水浒全传》中，地主出身的卢俊义，他的名号玉麒麟，麒麟是古代传说中的另一种神物“仁兽”。汉代箫何曾经督造了一个玉麒麟，专门用于挂有功之臣的像。汉宣帝时，曾图霍光等十一位功臣像于阁上，以表扬其功绩。卢俊义作为北京的一个有名的大员外，如果作家用一个落草的绿林好汉的名号称呼它，那就会不伦不类，只有用“玉麒麟”来给其命名，才能符合读者的心理与社会的心理。这不能不说是封建社会，官贵传统意识所影响。当然，麒麟作为绰号给人命名，也无可否认它寄托了人们对卢俊义的崇敬。
再比如,“智多星”是吴用的绰号，读到这个绰号，读者自然联想到三国时期的被称为“智绝”的诸葛亮，在这个人物身上，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的胆、识、才、智，是个能够呼风唤雨、预卜吉凶的半人半仙式人物。为报答刘备的三顾之恩，托孤之重，始终克尽人臣之职，走着中国杰出的士大夫文人姜尚、萧何等共同遵循的从政之路，赢得后人的广泛崇敬。而《水浒传》中的吴用，“万卷经书曾读过，六韬三略究来精。胸中藏战将，腹内隐雄兵，略施小计鬼神惊，谋略敢欺诸葛亮。”这个人物与前面提到的“智绝”诸葛亮有极其相似之处，梁山农民革命军能由小到大，攻城夺县，闯京破府，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义军的每件大事，每次战斗，几乎都由他来谋划。他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家，唯有“智多星”这个名号才更符合人们的审美需要，符合社会理想和审美追求。
无疑，不论是“九纹龙”或“玉麒麟”还是“智多星”都是被人们认为美的神物、神人。在人们心中，这些梁山英雄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天神下界或鬼妖还陽。而被压迫阶级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往往把希望寄托在超自然的力量上。梁山英雄的绰号中如：如神水将军、八臂哪吒、险道神等等，无不是封建劳动人民的反抗意识和人民性的革命要求，借助某种神的力量曲折表现的产物。所以，它是我们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反映。
体现着特定时代的褒贬和爱憎
绰号，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作品人物性格典型化的艺术手段之一，即用一个外在的名号，较为精炼准确地概括出特定时代，某一阶层典型人物的内在本质特征，既有时代的烙印又有某个人物特征的个性特点，它使人物因名以绰号而传尽精神。读者在刹那间就能对其性格特征了然于心。《水浒全传》在这一点上，无疑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水浒全传》写一百零八个性格，真是一百零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所以一百零八个互为迥异，意趣有别的人物绰号，为塑造人物个性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可以说水浒绰号是一种超时代的典型美，共同美，成为特定民族审美意识的共同标志。《水浒全传》人物绰号浓缩了特定时代的审美意识。
众所周知，宋江有两个绰号，一个是“呼保义”，另一个是“及时雨”，全书中称宋江的都无例外地叫“及时雨”，而“呼保义”则只是在碣石上开列天罡地煞诨号时的称谓，足见“呼保义”的份量，比“及时雨”更重。它应当是宋江更为正规的诨名。从宋代庄季裕的《鸡肋编》中发现了一段历史掌故后，人们才把“呼保义”的确凿含义弄明白。宋徽宗微服私访，但仪表和威势却无法掩饰，老百姓一看就知道是宫廷中人，当他们不讲价钱买鱼时，卖鱼者就用“保义郎”称呼宋徽宗，殊不知它就是皇上。皇帝听了对蔡攸笑着说：“这汉毒也”。此事在当时流传甚广，于是“呼保义”就成为一种隐语和江湖黑话。即将“保义郎”的“郎”字省去，前面冠一“呼”字，变为“呼保义”了，隐喻“有眼不识真命天子”。据有人考证，宋江的这个绰号是老百姓和民间艺人给取的。曾有一首临江仙赞宋江：起自花村刀笔吏，英灵上应天星，疏财仗义更多能。因为宋江是反对tan官污吏的人，故在他身上寄托了真命天子的愿望，因此这绰号寄托了人民群众要求铲除愚弄百姓的tan官污吏的善良愿望。
《水浒全传》中一百零八个人物，个个都是人民美好理想中的英雄，虽然他们未必尽善尽美，正如鲁迅指出的：“以《水浒》的那么繁重，也不能将一百零八条好汉写尽。”“及时雨”就是体现那种仗义疏财，救危扶贫的精神情操，这也是宋江身上历来为人乐道的主导的思想品格、性格特征。它表达了人们的理想愿望，也艺术化了人物性格。像“神行太保”、“鼓上蚤”“小李广”“插翅虎”等绰号则凝聚了英雄身上最显著的特点—超凡出众的拿手技艺，这些绰号因人物神奇的特点而著称，如果不从这一角度取名就会完全失去人物最光彩的一面。这些名号表面只是对某种传奇“高手客”的礼赞，实则内含人们对打破社会力量的束缚的向往和追求。
对于市民深恶痛绝的对象，如高俅高太尉的干儿子高衙内，在东京依仗豪强，专一爱婬垢人家妻女，京师人惧怕他势力，不敢与之争口，叫他“花花太岁”。而冠以“破落户”的京师有名的泼皮牛二，专在街上撒泼行凶，撞闹，连惹几个官司，开封府也治不了他，为此，满城人见他过来都躲着，加之面似鬼形如枯桩，皮似沙鱼皮，发式卷螺，送号“没毛大虫”。还有“镇关西”郑屠、“西门大官人”西门庆、“踢杀羊”张宝，都体现了特定时代的褒贬和爱憎。
显示出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出身门第、政治面貌
据不同地位给人物以不同的绰号，它是直接受我国戏剧等表现艺术影响而产生的。每每在杂剧说唱戏曲中，用开场白自报家门，而绰号则起着介绍身份的作用，这也是别的民族文化所没有的特点。《水浒传》一个人物一个绰号，可以说把这种艺术手段用到了最充分的程度，以至集纳成一迭丰厚的集锦。所以它呈现出色彩上的缤纷绚烂，画面上的阔大悠远。从艺术欣赏的角度给人以美感。因为它从各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的复杂广阔，加强了作品现实主义的艺术感染力。这些标示出身门第、经济地位的取名，是《水浒传》人物绰号的主要命名方式，它平易浅近，通俗易懂，根据社会生活的土壤，为历来文学评论家所效仿，所称道。有人称《水浒传》为宋元社会的百科全书，这并非溢美之辞，不算它全部人物，仅就一百单八将看，由农民英雄，江湖豪杰，塾师秀才，文武官吏，地主豪绅，武士将帅，工匠艺人，释道僧侣，奴仆衙役等等，这样囊括社会面之广，描绘人物阶层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说，《水浒传》是一个琳琅满目的人物画廊，那么这些人物绰号则是一幅幅画图的点题，从中人们可以显豁地看出人物的社会地位、外貌衣着，体察当时社会的风俗时尚，进而领悟出更深的艺术真谛。也就是这个原因，宋末元初的画家、书法家、文学家龚圣与，能够据手头的《水浒》话本，据其绰号画出梁山的英雄群像。
家喻户晓的鲁智深，绰号“花和尚”，是个无家、无财产、无家眷，孤身只影，一无牵挂的下层军官出身的人，因三拳打死了镇关西，去五台山净发为僧，其背上有花绣。在作品中，他是一个反压迫的英雄，但他不是反对对自己的迫害，而是反对对别人的迫害。他在无意之中得知金氏父女被郑屠欺压，就三拳打死了镇关西。林冲被高俅陷害，他又拔刀相助，大闹野猪林，不能当军官，就去当和尚，和尚也不能当了，就到二龙山落草。他在反压迫斗争中，毫不犹豫，无所畏惧，天不怕，地不怕。真正实践了他“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生活信条。平方腊后，他辞了回朝领赏的宋江残师，到浙江坐化了，他不满现实，又找不到出路，只好求助于宿命论的迷信，来自我解脱。
黑旋风李逵本是神行太保戴宗身边牢里一个小牢子，能使两把板斧，勇猛而忠诚，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坚强的斗争意志。他是一团仇恨的烈火，是一股扫荡黑暗势力的旋风。在众多英雄中，他上梁山是最痛快的一个。在宋江大闹江州后，对各路好汉说：愿上梁山落草的，随他上山，不愿去的，各自随便。正说间，李逵马上跳起来说：“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鸟斧,砍做两截便罢!”表现了他坚决的革命精神。上山以后，他又提出反皇帝的斗争目标：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在大聚义后，宋江提出希望朝廷早日招安，他睁圆怪眼，一脚把桌子颠作粉碎，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在招安以后，他也是始终反对招安，多次提出要重新造反。作者怀着高度的热情，创造出这个反抗性极强的农民英雄形象。李逵是一个与读者心理距离极短的、可亲可敬的人物。这个“黑旋风”绰号契合人物的思想性格。
所有梁山英雄绰号都十分契合人物的性格特征、职业身份。这与它们源发于民间，经历众多的一代又一代的民间艺人的加工整理有关。闪烁于这些名号中间的是作者对于纷纭杂陈的下层社会人民生活的评价和感受，作者把这些感受用众多名号在读者面前铺展开来，无形中感染了读者，使人们了解下层市民生活，感受市民阶层五花八门，色色种种的生活乐趣，体现了市民阶层的审美意识。
镶嵌着浪漫主义的形式美
仔细品读《水浒全传》后不难发现，作者对于人物绰号的对仗也是刻意求工，独具匠意的。这种务求新雅并对偶化的绰号排列，是受了我国古代诗词和骈文对仗的影响。这其中的美学趣味，随着翻译到欧美的《水浒传》传之四海，因民族审美观念的隔膜，就很难为异族的人民所品味得出来，这就像诗词或其他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一样，是本民族所特有的，别的民族虽然能够有所了解，但永远不能深入其中，其原因乃是由我们民族“心理结构”派生的特有的浪漫主义形式所决定，所以它不是可以孤立或突然地打破民族的界限的。
双双对对，成龙配套出现的绰号在二十八回之前一直没有出现，而在五十四回后就相当频繁出现了，大概这也是小说家的惯例。主要的扛鼎人物都在前面出场，到后面次要角色或配角就多用一些较省力的方法取名，从中求取一种雕琢之美。当然这不同于宫体诗，婉约词似的雕饰。像《红楼梦》那么众多的丫头奴仆，倘要人人取名不俗确实不易。而采取排比对仗，一组组一对对地配套，也不失一种诗词的对仗格律之美。这就是所谓的俗中不俗之处。像《红楼梦》中的四个丫环：抱琴、司棋、侍书、入画，就是在“琴棋书画”的前面分别加上一个动词，这样就成为了四个非常好听的名字，也别有情致，很有意境。
《水浒传》第三十二回的独火星、毛头星；第二十回的锦毛虎，矮脚虎等等，约有十五对名号多是在虎、龙前，加上形容词稍作修饰就铸成了绰号。或者取一星宿之名，“天目将军”即是取天木星之名。“毛头星”、“独火星”都是天上被统治者视为妖星、灾星的星宿。这样虽然有人工的斧痕却不失为一种创造的美。当然其中未必全然生造，有的是元曲话本中流传下来的，有的是采撷于当时民间普遍流行的俚话、隐语。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给作品人物取绰号是我国传奇小说具有的显著特点。由于我们离梁山英雄们生活的年代已相去几百年，对于那时的时弊、时尚、风习，人们的习惯嗜好，民族趣味，好坏标准都难于臆测，难于得出非常真切的结论。据文学史家考证，作为《水浒传》来源的传奇、杂剧、话本都是出之街谈巷议的口头文学。当时那些故事由民间艺人讲述，讲给成分复杂，人数众多的听众听的，所以民间艺人们就必然操着自己烂熟于心，脱口而出的口头话讲述，其眉飞色舞的情况是可以想见的，其受欢迎的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这期间采用听众所熟悉的有喜闻乐见的口头禅、歇后语、插科打诨，时而用流行的士大夫套话，时而喊出绿林豪杰的江湖黑话，主人公亦渐渐都给油嘴滑舌的说书人冠以形形色色的绰号，于是构成了小说情节人物的风采神韵。那些语言在当时虽有失之粗俗丑陋的东西，但更多的却是反映不登大雅之堂的下层市民具有叛逆性的美感情操。那些身居高位的文豪权贵们也实在不曾意料，千百年后他们那些富丽典雅的文学著作早已消失，而正是这些民间文学一类的东西得以流行，并将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经久不衰，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些东西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以上所属充分表明，绰号凝冻、积淀着特定民族的心理成分，它就像考古工作中发现的化石一样，通过它能够发现并勾勒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幅幅画面，它引起的审美意识和其他的社会意识一样，是社会生活的反应，也是民族“心理结构”的折光。它作为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具体的反映形式，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而且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生活。因而它同民族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尤其是道德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