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生，焉知死？
——孔丘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宋]李清照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
——[宋]文天祥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印度]泰戈尔
生与死，是人之一生的始终。死既是生命之终结，又是人生之价值的最终论定，亦即是盖棺论定。人皆有生死，面对这一无法逃避的人生课题，该有怎样的回答？孔子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和文化基因？
孔子谈论人之生与死的价值问题，是与鬼神说一并论及的。由事人和事鬼的人生当择，进而揭示面对死亡而生的价值抉择。这一思想论说，载于《论语·先进》，原文是：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要知死，关键在于知生。死的价值，只能用生的意义来衡量。非原生之始而知所以生，则必不能反终而知所以死。知生之道，方能知死之道。生与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面向死亡的存在，实是尽其生之担当。生的伟大，精神永存，方能死而无憾。
人生：生的伟大，界定死后的光荣。
人有生，则必有死。向死而生，就在于清醒认识到人生的有限，而尽心尽力放大有限生命的价值。在孔子的思想中，“未知生，焉知死”论说，既是对人性和人格的心灵质问，又是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思考探究。
有的人，生不如死；有的人，死重于生。有的人，生得苟活，死得愧疚；有的人，生而无愧无怍，死得无憾无悔。“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语）死的“重于泰山”，就在于向死而生的有意义。
在孔子的探究中，认为人皆有死，但在人生价值上信义之道德不可缺少。“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人若无有信义，失去道义生命，就会蝇营狗苟地生存，苟且偷生地生活。
生命正因其有限，就更为可贵、珍贵。追求伟大的人生，方能为正义和真理而献身，“朝闻道，夕死可”（《论语·里仁》），死得其所。“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李清照语）珍惜生命，不负人生韶华，就能“生当作人杰”。有生的伟大，方有死的无憾。
人生的伟大，方能定义死后的光荣。不知如何活着，怎知如何面对死亡？孔子以自身的不懈追求，成就了“其生也荣，其死也哀”（《论语·子张》）的德行伟大。“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文天祥语）人虽固有一死，然“留取丹青照汗青”就是“重于泰山”之死。功德彰著，名垂千古，则必是“留取丹青照汗青” 。
人的一生，只有生而无愧，方能死而无憾。“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此是印度诗人泰戈尔《飞鸟集》的诗句。人生有所作为，若如“夏花之绚烂”，则必是轰轰烈烈，永载史册。人生无愧，方可如“秋叶之静美”，自然而无憾。
孔子生的伟大，就在于“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论语·子张》）。进德高远，所过者化，影响深远，达致了难以企及的人格境界。
人的一生，有正命而死者，也有桎梏而死者。“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尽道而死，则必尽道而生，则人生是“顺受其正”的正命担当；桎梏而死，必是非正命之生。放弃生的正当，则也放弃了死的正道。
人之生死的价值，在于自致。“夫官不与势期，而势自至乎？势不与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乎？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乎？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与死期，而死自至乎？”（《说苑·敬慎》）生死抉择，系于人生的价值选择。选择生的伟大，就会有死后的光荣。
永葆人生的自尊自贵，追求人生的卓绝和极致，就在于自觉的修为和作为。虽功被天下，然自守以让，而无以骄人；虽聪明圣智，然自守以愚，而无以傲人；虽刚毅勇猛，然自守以怯，而无以胜人；虽富甲一方，然自守以廉，而无以炫人；始终坚持“不知则问，不能则学”。只有如此，方能有生命的光彩和世人的称誉。
人生：生的尽分，方可有死的无憾。
死之终，乃是对生之价值的盖棺论定。人之死，既意味着生命价值可能性的消亡，又意味着生命的已有一切不可改变。探寻死的意义，不如追求生之价值。只有生的有意义，方能死的有价值。
对生的态度决定对死的判定，而死的抉择又反映生的追求。知人生的“逝者如斯夫”（《论语·子罕》），方能珍惜时光，而不负韶华，自强不息而勇于进取，施展才华而实现抱负。在有限的生命中，做出无愧于人生的事业。
知人必有死，就要更好地生，尽生的本分价值。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之论说，就在揭示人生的价值意义所在。人生得道而遵道以生，便是崇高人性的实践和伟大人格的成就。闻道虽死，然赋予生命以道的意义，则人方可以不枉一生成为了人。
朝闻道而夕死可的生命价值，就在于以弘道为己任。“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知人生的“仁以为己任”，就会不畏任重道远，而弘毅不辍，勇于担当而当仁不让，敢于负责而坚持原则，真正做到夭寿不贰其志。
朝闻道而夕死可的生命价值，又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生命价值体验。知人生“学而时习之”（《论语·泰伯》）之本分、当分，就会刻苦学习，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而进德不止，修业不辍。以善道为生，至死不改其志，方能有“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道义不渝。
人的一生，若是背离朝闻道而夕死可的生命价值，便是“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论语·宪问》）人生无道，不能尽人伦之道，则近于禽兽，故为贼。虽是“老而不死”，然只是浑浑噩噩，岂有生存下去的意义？基于“老而不教，死无思也”（《荀子·子道》）的人生清醒，方有“老思死，则教”的人生作为。
人之死的价值，在于生的追求价值。君子修诸己而诚信，故亦欲人之信己；修诸己而尽忠，故亦欲人之亲己；修正治辨而正己，故亦欲人之善己。修为若此，则必是“穷则不隐，通则大明”（《荀子·荣辱》）的生之光荣，也必有“身死而名弥白”的死之光荣。
在人生的“守死善道”上，尽心知性知天，是深造之以道而信念分定。存心养性事天，是尽人性之当分。“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孟子·尽心上》），是“守死善道”的矢志不渝。知人生使命而不以夭寿贰其心，是智之尽。为道义追求而能修身以俟，是仁之至。
在“守死善道”的“夭寿不贰”上，“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中庸》）一生坚守“和而不流”和“中立而不倚”的道义原则，“至死不变”，则是善始善终，一生不愧不怍。
人生：有甚于生者，也有甚于死者。
直面人生，不荒度光阴，方能学无止境，奋发图强，积德行善。“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论语·卫灵公》）求仁之价值，大于水火。人无水火则不可生，然人无仁则不可以成为大写的顶天立地之人。
生以道义为重，耻于不仁不义，则追求真理必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生以人性至善为贵，耻不若人而有终身之忧，则在坚守道义上必是夭寿不贰，不论造次颠沛而惟义之举。
面对死亡，不苟且偷生，方能杀身成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在孔子看来，“比干谏而死”（《论语·微子》），乃是杀身成仁的人格体现。杀身成仁，彰显了人性之仁道高于生命之价值。
面对死亡，不苟且偷生，方能舍生取义。“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生为我所欲求者，义亦是我所欲有者，二者不可得兼则要舍生取义。
舍生取义生死观的价值意蕴，乃在于“由是则生，而有不用”的不苟活，以及“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的不避死。之所以能够如此，就在于价值取舍上有“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的道义坚守、人格尊严。反之，若认为所欲莫甚于生，则一切可以求生者，何所不用？若以为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免患者，何所不为？
儒家思想中，之所以视道义价值高于生命，乃缘于认为道义乃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本性所在。失去了道义，则人不为大写之人，而落入禽兽之列。违背道义虽生而不求，坚守原则虽死而不避，方见大丈夫的人生担当。
《孟子》“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的思想论说，就在揭示人有人格之尊严，人道之性命，人生之担当。有尊严，则不自贱；有性命，则不取辱；有担当，则不偷生。
在生死观上，人生有了道义之使命担当，就能“易惧而难胁，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荀子·不苟》），一生光明正大、正道沧桑。当理而不避其难，遗生而行义，视死如归，方是士之人格的价值担当。
人之一生的高尚情操，就在于“立义行道，毋论难易而后能行之；立身著名，无顾利害而后能成之”（《说苑·立节》）。不论难易和利害，足见心地之纯，志向之笃。由其道而遵其理，虽杀身而遂其行义，则必能自尊自贵，名传于后世。反之，义之不立，名之不著，必为生之耻辱。
仁人志士的一生追求，非是好死而恶生，而在于恶生不由道，恶死害于理。对待死亡的不怕死，非便是儒家关于不惧死的真正价值意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孟子·离娄下》）勇于行义，则不畏于死；生担道义，则不必求死。
人生的“杀身以成仁，触害以立义，倚于节理而不议死地”（《说苑·立节》），方是真正死之无畏的精神。这样的死得其所，便是“身死名流于来世”境界。直面死亡，立节行义，方是真无畏；妄死图名，逞勇斗狠，非是真不惧。人生只有“守死善道”，方能不因富贵诱而贪恋其生，不因死亡恐而变节其志。
中华文明五千年，历经沧桑而绵延不绝，已充分证明中华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迎接各种挑战的开拓能力。这一文化内涵，既本自“学·思·观”的探求真理而来，又呈现着“学·思·观”的理性自觉和开放思维。让我们齐心协力地一道投入“文化自信”的时代洪流之中，为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冷静的思考，清醒的应对，果敢的斗争，无愧的付出。坚信“文化自信”，践行“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