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20丨活着:那些野草般顽强的生命力

我在2020丨活着:那些野草般顽强的生命力

高伊琛 (农健/图)

这一年中,做了许多人物稿,感受最深的,是普通人顽强而蓬勃的生命力,如同野草一般。

年初写孙玲,从普通农村女孩、工厂流水线工人到美国程序员,是这样;年中写视障学生,打破身体限制和世俗观念,找一条未来的出路,也是这样;后来写渐冻人张为,更是在和死神较量中有了自己的活法。

采访他们的过程,也是我自己有感悟和被震撼的过程。刨除记者这个职务身份,我在生活中也是普通人,二十来岁,会因赶不上公交而烦躁,因截止日期前没能交稿而焦虑,甚至想到未知的人生与前路,也会烦恼。

但每次走进采访对象的故事,总会被他们对生活的浓烈热情冲击到。那是种拉扯感。前路并不平坦,努力未必有用,还选择一步步走下去。

感谢他们,在我的人生中烙下了印记,让我更懂得怎样活着,怎样成为更好的人。

“老师,不认命不对吗?”

“老师,不认命不对吗?”视障学生昂子喻曾经向班主任问过这句话。从学习到就业,盲生的路上布满荆棘。我们将这句话拎了出来,作为稿子的标题,替他发出这声呐喊。

这也是我在年度回顾中想回答的。采访对象们用自己的经历和选择告诉我,不应认命,不该遵从。人们的偏见与约定俗成的框架,都无法成为束缚内心渴望的理由。

最令我震撼的瞬间,是在采访渐冻人张为。就像我文章中描述的,由于渐冻症,他肌肉萎缩,四肢停留在7岁的样子,膝关节石化,无法直立行走,最瘦时只有四十余斤。

他跟我讲,他曾经被拐卖过,被人控制在街头讨饭要钱。当时同样被拐卖的还有一个小姐姐,是个袖珍人,只有1米1,长得很好看。

见到张为时,她已经被转卖三次了。但她告诉张为,“不管遇到啥,咱都得好好活着”。

张为转述这话时,嗓子是哑的,嘴唇乌黑,嘴巴稍动,能发出“咔咔”响声,每句话,每个动作,都传递出身体的僵化,面上却没看出痛苦。他已经学着在与痛苦并存中,找到自己生活的轨道。

还有很多这样“被戳中”的瞬间。8月初的南昌市进贤县,冤案平反的张玉环回了家,此后每个环节都在媒体们的见证下完成。在我做报道的这两三年,第一次在一个地方见到这么多同行。

当时都想采访张玉环的前妻宋小女,已出现的视频片段中,她眼中有光也有泪,笑着说“他还欠我一个抱”。

但少女感的笑容背后,是一个几乎被生活压弯了腰的女人。她的经历,在8月份的报道中,逐渐为人所知。在某个从张家村回来的晚上,她突然情绪有些崩溃,将内心的脆弱告诉我们,“压力压在身上好大,特别是去看他的时候,可想抱了。好想说抱一抱。就减压一样的。”她说,“太痛苦了,你不知道再抱一下,多好。你不知道那种滋味多好。”

新的生活,新的家人,给她带来力量,但埋在心里的永远抹不掉。她这样说,“现在张玉环出来了,我放不下,我疼。真放不下。慢慢消化。张玉环出来,我是高兴,但最近总是被揭伤疤。我老公在外面,不敢(大声说)。”

当时她住在进贤县的弟弟家,现任丈夫也跟着回来了,陪在她身边。接受采访时,两人一墙之隔,她将声音放低说,“只有我们走过的人,才知道心里藏着的人,特别是不能说给别人听。太痛苦了。”

在那番话中,我能隐约感知到她的难过。也有些惶恐,害怕媒体的关注会影响她的情绪,打扰她的平静。

年度回访张玉环案时,我没有再打扰她。两个儿子回了家,陪在张玉环身边。但在儿子们的帮助下,她也开拓了新的事业,在短视频平台上直播带起了海产品,丈夫经常出镜,两人看起来很幸福。

他选择了更窄的那条路

有一个2020年难以忘却的故事,没有写进报道里。

在采访“视障考生就业”时,一位采访对象选择了更为稳妥的路——与普通高考635分的盲人考生昂子喻不同,他参加了单考单招,学针灸推拿专业,学制五年。

盲生找工作都遇到诸多困难。这位采访对象告诉我,自己将继续攻读全日制硕士学位研究生,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我恭喜他。他笑道,这是找不到工作的无奈选择。如果找到工作,他不会选择读研。毕竟,三年之后,可能还得出来找一份推拿按摩的工作。

报道发出后,他跟我讲了更多自己的故事。他的老家在山东一个小地方,特别穷。家里三个孩子,姐姐比他大三岁,弟弟比他小两岁。他一出生就看不到东西,父母带他到处看眼睛,两只眼睛都做了手术,换了角膜,花了四万多。“你想啊,山东农村的一个家庭,在1995年的时候,花四万多。”他告诉我,这些钱是父母东拼西凑借来的,都拿去看病,平日里饥一顿饱一顿的。

家里三个孩子上学,父母拼命干活,交学费。家乡的木制工艺品很有名,产品通常销往欧洲、美国、日本,但他的父母文化程度很低,只能赚取手工费,做一个精致的首饰盒,只能卖十几块钱。

他在当地一所盲校上学,早餐吃小米粥、馒头和咸菜,可以花钱买个鸡蛋,中午就一个炖菜,晚上还是粥、馒头、咸菜,他吃了九年。他身高一米七五,弟弟一米九,所以他总觉得是小时候吃得不好,不长个儿。

学校外面是田地,种着牡丹和芍药。初三时备考青岛盲校,学校里连台盲文打字机都没有,考试的时候全凭老师读题,题面也很简单,没有太深的知识。他想着,要好好学习,走出农村。

尽管他在的那所盲校条件并不好,但第一次回家叠被子的时候,母亲特别高兴。

这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情感。他出生后,他们总在为他的未来担忧,即便现在也是如此,姐姐结婚了,弟弟也工作了,但父母依然在拼命干活,给他攒钱,想着万一将来有姑娘愿意嫁给他呢。

父母不懂那些专业选择上面的事,只想着老老实实按摩挺好,劝他别折腾,稳妥一点。他也听了。

这些细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此前的采访中,我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学习意愿的男生,自学英语,大量读心理学、历史学书籍,经常看新闻,也问过他在面临单考单招与普通高考时,是怎样选择的,他当时回答得很理性。

只在后来,他隐约提到心里的遗憾,后悔当时没能咬牙坚持,像郑荣权、昂子喻那样走下去,通过普通高考上大学。他觉得,那次选择后,他们的人生就有了分界线,被导引至了不同方向,而他选择了更窄的那条。

沮丧过后,他仍然想继续学习。我们俩都真诚地希望,三年之后,视障学生的就业情况能有所改善,他的路会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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