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家,思想家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曾用名周樟寿，后改名为周树人，曾字豫山，后改豫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1]、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代表作有《呐喊》《彷徨》等。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两句出自鲁迅先生的七言律诗《自嘲》：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当时反动派丢掉东北大片土地，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国民政府躲避敌人威胁．迁都洛阳，一直到这年12月才迁回南京。作者写这诗时还没迁回，所以讽刺它只知躲避，不管祖国已经陷在怎样危亡的境地里。
鲁迅先生弃医从从文，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鲁迅先生站了出来，他认为医治好中国人民的精神，国家才有希望。
1898年5月1日，十七岁的鲁迅带着八元川资赴南京求学。鲁迅父亲去世以后，家道中落，既想读书又无钱缴纳学费之唯一出路便是报考无须学费的学校。是时，鲁迅的叔祖周椒生在南京水师学堂担任汉文教习监管轮堂监督，守旧派的他觉得本家子弟来当兵吃粮很不光彩，不宜用家谱上周樟寿的名字，便改为“周树人”，鲁迅后来就一直沿用了这个名字。
在鲁迅印象中，南京水师学堂是一座乌烟瘴气的学校，甚至不同年级的学生还发生过械斗，鲁迅在这儿待了半年，忍无可忍，便又考进了江南陆师学堂附属的矿路学堂，水师学堂和陆师学堂都隶属于两江总督，所以转学也颇为便宜。矿路学堂的教学模式来自德国，除德文外，还开设算学、地理、历史、体操等课程。在这里鲁迅读到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自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烙印在鲁迅的心中。严复的译著使鲁迅开始思考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此外，鲁迅在矿路学堂的成绩十分优异，得过金牌的学生止有鲁迅一人。
1902年1月27日，鲁迅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获得矿路学堂的毕业执照。同年3月24日，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留学。到达日本后，鲁迅首先进入了位于东京的弘文学院。这所学院的前身是19世纪末期日本政府委托东京高师为清国留学生设置的补习学校。鲁迅在这里减掉了他的辫子。学习期间，他与顾琅开始编撰《中国矿产志》，此书于1905年完成，1906年出版，是第一部运用近代自然科学原理，系统介绍中国矿产资源的书籍。1903年10月，鲁迅在《浙江潮》月刊八期发表《说镭》，成为第一个将镭介绍到中国的人。他还翻译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和《北极探险记》。1904年4月，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本来矿路学堂选派的留学生应该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的采矿冶金专业，但是鲁迅了解到日本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于是决定改从医学，遂其申请进入仙台医专门学校。三天后获批入学，不仅学费全免，并且清政府每月还发36日元的生活费，而当时普通教授的月薪是50日元左右，所以鲁迅的日子过得很是滋润。
但是鲁迅的医学底子毕竟薄弱，学习起来颇为吃力，还好遇到了其师藤野严九郎。鲁迅在其回忆散文《藤野先生》中写到了他们的往事。鲁迅在仙台求学期间，正好是日俄战争时期，我们都知道因为“幻灯片事件”，鲁迅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他觉得医病无法救国，遂弃医从文。1906年3月15日，鲁迅正式从仙台医专退学，随后赴东京开始文艺之路。初到东京，鲁迅与其同仁本想办《新生》杂志，由于资金问题，导致流产。后以《河南》杂志为阵地，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文章。此外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1909年2月在东京出版。
1909年6月从日本归国，本来鲁迅准备到德国深造，无奈家里需要人来挣钱，所以经有人许寿裳介绍，鲁迅担任了位于杭州的浙江两极师范学堂初级化学和优级生理学教员，并兼任日本籍植物学教员铃木珪寿的翻译。所谓“两级”即“初级”和“优级”，优级培养中学师资，初级培养小学师资。鲁迅在杭州期间最有意义的一段经历，是参加了痛击教育界封建顽固势力的“木瓜之役”。1909年12月22日，外号“木瓜”的夏震武出任两级师范学堂监督，要求教师按品级穿戴礼服还设“至圣先师”孔子牌位，要求学生以三跪九叩之礼谒圣，引起全体师生反对，12月26日，鲁迅、许寿裳等25位教师全体辞职，迫于压力，夏震武被迫下台。
1910年7月，鲁迅辞去浙江两级师范教职，回故乡任绍兴府中学堂博物教员。9月兼学堂监学。由于不少教员从日本留学归来，知道鲁迅的名声，遂团结在鲁迅的周围，唯鲁迅马首是瞻。鲁迅任教期间不拘泥于书本，注重走向社会，1910年秋，在鲁迅的带领下，200余名师生赴南京考察，很多学生都是第一次见路灯、铁路，此行见识大长。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不久革命军即攻克杭州，绍兴越社公举鲁迅为主席。十一月，传来败退清兵要骚扰绍兴的消息，为了稳定民心，鲁迅手持长刀，带领绍兴府中学堂的学生上街进行武装宣传。
1912年初，鲁迅应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任教育部部员。同年4月，南京临时革命政府北迁，鲁迅亦随部入京。5月，鲁迅抵达北京。
二、鲁迅在北京（1913~1926）
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各个机构中，教育部最不受重视。初创时期，公职人员月薪仅30元，更有甚者，连办公地点都没有，只得暂居旅馆。四月，教育部迁北京，地点在西单教育部街路北。因教育部初创时期，人手不够，蔡元培请许寿裳共襄盛举，正好鲁迅又托许寿裳谋职，就这样鲁迅便进了教育部。鲁迅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长兼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的管辖范围包括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动植物园以及文艺、音乐、话剧等事项，实际上就相当于现在的文化部。鲁迅在教育部的主要贡献之一是筹建历史博物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一年鲁迅38岁。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结交主要是通过《新青年》杂志。在《新青年》同人中，鲁迅最怀念的是李大钊，李大钊被捕后，撰文表示牵挂。最感激的是陈独秀，他是催促鲁迅创作小说并结集出版最着力的一个。跟鲁迅关系较为复杂的是胡适，胡适给鲁迅留下城府颇深的印象，但是双方亦彼此尊重，《孔乙己》之发表就是经胡适之手编辑的。鲁迅最感亲近的是刘半农，主要原因是他心地透明。跟鲁迅由亲密而疏远的是钱玄同。继1918年《狂人日记》发表后，鲁迅又接连写出了《孔乙己》、《药》、《白光》等作品，1923年，《呐喊》出版。最早为鲁迅赢得文坛声誉的虽然是他的小说，然而鲁迅日后的作品又有力地证明了他具有纯熟驾驭各类文体的卓越才能，但鲁迅终生选择的主要文学样式却是杂文，因为杂文更适合战斗。20年代时，鲁迅还对学衡派及甲寅派这些保守派进行了批判。
1921年11月27日晚，孙伏园拜访鲁迅，其时孙伏园担任《晨报副刊》主编，孙伏园请求鲁迅为新开栏目《开心话》写点东西，阿Q由此诞生。鲁迅归国后仍然着力于剖析国民性，他发现中国人自命爱中庸，但实际生活中却往往偏激。中国人言语上说爱和平，其实爱斗争，自己斗还不过瘾，还要别的东西也斗，诸如斗鸡、斗牛、斗蟋蟀、甚至于斗金鱼……有些中国人似乎得了健忘症，健忘固然可以脱离精神的苦痛，但也往往因为健忘，会重蹈覆辙。比如做媳妇时受婆婆虐待，做了婆婆照样虐待儿媳；未当官时痛骂官吏，做了官后，跟前任并没有什么两样。基于这种文化氛围，阿Q这个文学形象得以出现。
值得一提的插曲是，《阿Q正传》连载两个多月后，鲁迅实在想收笔了，只是担心编辑孙伏园反对，便将第九章“大团圆”藏在心中。适逢其时，孙伏园出差，由何作霖接替他的职务，鲁迅便在1922年2月12日《晨报副刊》刊出了最后一章，等孙伏园三月回京，阿Q已经被枪毙一个多月了，尽管孙伏园很沮丧，但也无可奈何了。
接下来不得不说的是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参商”的公案。周氏兄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都有很重要的地位，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信上说：“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陈漱渝先生综合多方史料得出以下三个结论：一、鲁迅和周作人失和不是源于他们直接的冲突，而完全是由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挑拨所致；二、羽太信子给鲁迅捏造的罪状——也就是周作人心中所说“昨天才知道”的那件事，就是污蔑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三、鲁迅起初对羽太信子的造谣毫不知情，而周作人却“心地糊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8月鲁迅即从八道湾搬入了砖塔胡同。次年5月移居西三条胡同。至于羽太信子为何污蔑鲁迅，主要是因为羽太信子太能挥霍，引起鲁迅之不满，所以羽太信子遂伺机报复。
鲁迅在提携后进上亦不留余力，曾帮助北京高校的多个社团进行筹建工作，我们所熟知的未名社、沉钟社、狂飙社、语丝社，鲁迅先生都为其撰写过稿子。当然，最著名的还是跟《现代评论》的陈西滢的笔战，鲁迅曾经表示，他跟陈西滢的论争“实为公仇，决非私怨”。因为陈西滢并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代表了中国知识界的一个群体。
鲁迅在北京的十四年中，先后在八个大专学校和中学任课，几乎占据他一周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一。鲁迅在北大和北师大任教长达六年之久，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至今沿用。1926年发生在北京的“三一八”惨案，再次给鲁迅很大的震撼，他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甚至写到：“我从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可见其悲愤之情尤甚。惨案之后，鲁迅被北洋政府列入黑名单，同年7月，鲁迅接受了厦门大学国文系的邀请，决定去南方任教。许广平本是鲁迅的学生，但是由于经常帮鲁迅整理文稿，两人渐渐熟悉，1925年10月两人确立恋爱关系。此时许广平已于女师大国文系毕业，也打算回其母校——广东省立女子师范任职。同年8月26日，鲁迅和许广平同车南下。
三、鲁迅离开北京后（1926~1936）
鲁迅是1926年9月4日到厦门大学任教的，为何鲁迅选择到厦大任教，主要是三个原因：一、北京时局动荡，鲁迅待在北京很不安全；二、确实也想休息一下，在北京天天太累了，况且鲁迅身体也不好，常年劳累更是导致疾病增多；三、厦大薪俸优厚，鲁迅在北京期间平均月收入在200元左右，而厦门大学聘请鲁迅给出了月薪400元的offer。从1926年9月4日到1927年1月16日，统共领取了2500大洋工资。
其实，鲁迅在厦大待的也不舒服，要不也不会匆匆而来，匆匆而去。那时候的厦大跟现在的厦大霄壤之别。厦大校舍是在荒地上兴建的，周边环境十分荒凉，无论冬夏，屋内一直有蚊子，楼前草地上还潜伏着许多小蛇，鲁迅夜间都不敢出行。更难以容忍的是厦大内部的人际关系。也就是在这样苦闷的环境中，鲁迅写出了《朝花夕拾》散文集中的一些文章，也算是一种心灵慰藉。
1927年1月18日，鲁迅到达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不料，刚到广州三个月，广州军事当局奉蒋介石令，于4月15日凌晨大肆通缉杀害共产党人，中山大学也遭到了搜捕，抓走了四十余人。天明，鲁迅到学校亲自召集并主持主任紧急会议，呼吁学校竭尽全力营救被捕学生，但是会议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不久，鲁迅愤然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三次退回了中大的聘书。除开创作杂文，鲁迅在广州的八个多月当中还发表了十余次讲演，最著名的就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1927年10月，几经辗转，鲁迅抵达了上海。10月8日，移居景云里23号，与许广平同居。鲁迅和许广平进入蜜月期，在信中，许广平称鲁迅为“小白象”，鲁迅称许广平为“小刺猬”。由于在上海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限于篇幅，仅就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谈一谈，1927年到1930年，鲁迅和梁实秋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而又措辞激烈的论争。论争的焦点在于：一、文学是否有阶级性；二、翻译中出现的“硬译”问题，三、对“不满现状”的评价。梁实秋数十年坚持的文学观念主要有两条：一、虽然有人拿文艺当武器，但文艺并非只有武器的作用；二、不能认为所有文艺作品必有其阶级性，某作者必是为某阶级阶级而服务。
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越到后来，这队伍也就越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鲁迅
行动呐喊，思想彷徨，运交华盖，寂如野草，后人朝花夕拾。
在辛亥革命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教书时期，左联时期，以及最后时期。思想发生过很多次转变，很多思想现在看来也是有局限性的。但这正是探索的一部分，不仅属于他，也属于全体中国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