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自清先生在大学里学的是哲学，我们在《新潮》上还可以看见他写的关于心理学的文章。五四的浪潮促使他走上了创作的路，他开始写诗。诗是“文学革命”最早结有果实的部门，虽然不像小说那样一开始就有了丰硕的收获。这在当时是含有一点战斗意义的。因为小说还有水浒红楼等旧小说可以借镜；而韵文又是旧文学自以为瑰宝的。文学革命一定要在诗的国土攫有权力，那才算是成功，才不只是“通俗教育”的东西。因此在《新青年》上，鲁迅、李大钊、陈独秀，这些不以诗人闻名的人，也都有作品出现。用鲁迅的话说，是“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集外集序言）在这种情形下，为五四浪潮觉醒了的青年们，捺不住热情的冲涌，许多人也都纷纷地喊出了他们的声音。朱先生开始写诗是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据《雪朝》），正是五四的前夜。初期的新诗，虽然标示着要靠“语气的自然节奏”，但大都没有脱离旧诗词的影响，但朱先生的诗更多地摆脱了旧诗词的束缚，使新诗向前跨了一步。他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之一。一九二二年出版的《诗》月刊，是五四以来最早出现的诗刊，算作文学研究会的定期刊物。朱先生说，“这是刘延陵、俞平伯、圣陶、和我几个人办的。”（新文学大系诗集：选诗杂记）在上面他写了好些诗。茅盾先生曾说：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创作态度是一般地以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在正视现实和面向人生的态度上，朱先生的诗也毫不例外地表现了这种精神。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的诗合集《雪朝》，作者八人，朱先生是第一位。他的长诗《毁灭》写在一九二二年，是五四以来无论在意境上和技巧上都超过了当时水平的力作。末段说：
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头看白水，
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虽然这些印迹是极微细的，
且必将磨灭的，
虽然这迟迟的行步
不称那迢迢无尽的程途，
但现在平常而渺小的我，
只看到一个个分明的脚步，
便有十分的欣悦——那些远远远远的
是再不能，也不想理会的了。
别耽搁吧，
走！走！走！
诗中写出了五四高潮过去后青年怎样摆脱了“诱惑的纠缠”，“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就当时一般为五四觉醒了而未能和革命主流相结合的知识青年说，苦闷仿徨是普遍的现象；有的颓废苦闷，有的绝望空想，但他却以正视人生的态度，“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就是这种现实主义的精神，终于促使他走向了人民。这诗发表后，俞平伯先生即有《读毁灭》一文，备加称誉。一九二四年他的集子《踪迹》出版，在读者中有过很大的影响。郑振铎先生说：“朱自清的踪迹是远远的超过尝试集里的任何最好的一首。功力的深厚，已绝不是尝试之作，而是用了全力来写着的。”（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
但《踪迹》以后他就很少写诗了。《背影》序说：
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所以一向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我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散文。二十五岁以前，喜欢写诗；近几年诗情枯竭，搁笔已久。前年一个朋友看了我偶然写下的《战争》，说我不能做抒情诗，只能做史诗；这其实就是说我不能做诗。我自己也有些觉得如此，便越发懒怠起来。
朱先生是三十年来没有中断过写作生活的人，那样勤恳认真，写的散文也不少，说“懒怠”是托词；“诗情枯竭”倒是真的。这也不是他对诗已经没有兴趣，他还不断写诗的评论，为新文学大系选诗集，一九三六年写过《新诗杂话》两篇（《文学》新诗专号），抗战期中又写了若干篇，成《新诗杂话》一册，直到死前还在提倡朗诵诗。但自一九二五年到清华教书以来，生活定型了，热情也减退了些，日常生活的感触和思想都是用散文写更比较方便；五四期的高亢情绪潜伏下去，诗就少了。到闻一多先生遇难后，他又压不住愤怒的火焰，拾起久不写诗的笔，写下了诚挚沉痛的《悼诗》。人民的力量激发了他的诗情的复苏。他是诗人，早期给人的印象也是诗人。郭沫若先生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创造十年》中，还称他为文学研究会的诗人朱自清，那时他已久不写诗了。
二
鲁迅先生曾说：
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朱先生早期的散文，如《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都是被称作早期散文里的代表作的。这些正是像鲁迅先生说的漂亮缜密的写法，尽了对旧文学示威的任务的。自从停止写诗以后，散文就写得更多。像《你我》，《欧游杂记》，《伦敦杂记》各书，都是抗战前写的。朱先生的生活和职业都使他很难走在时代的前面，而他又不甘写一些身边琐事的幽默小品，心境是很苦闷的。一九三一年他写道：
十年前我写过诗；后来不写诗了，写散文；入中年以后，散文也不大写得出了——现在是，比散文还要“散”的无话可说！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
但是为什么还会写出诗文呢？——虽然都是些废话。这是时代为之！十年前正是五四运动的时期，大伙儿蓬蓬勃勃的朝气，紧逼着我这个年轻的学生；于是乎跟着人家的脚印，也说说什么自然，什么人生。但这只是些范畴而已。我是个懒人，平心而论，又不曾遭过怎样了不得的逆境；既不深思力索，又未亲自体验，范畴终于只是范畴，此外也只是廉价的，新瓶里装旧酒的感伤。当时芝麻黄豆大的事，都不惜郑重地写出来，现在看看，苦笑而已。
但近来在戴译唯物史观的文学论里看到，法国俗语“无话可说”竟与“一切皆好”同意。呜呼，这是多么损的一句话，对于我，对于我的时代！（摘自《你我》：论无话可说）
我们不惮烦地引了这么许多，因为这最可表示他在抗战前十年间的心境。《欧游杂记》序说：“书中各篇以记述景物为主，极少说到自己的地方。这是有意避免的：一则自己外行，何必放言高论；二则这个时代，身边琐事说来到底无谓。”《伦敦杂记》序也说：“写这些篇杂记时，我还是抱着写《欧游杂记》的态度，就是避免“我”的出现。身边琐事还是没有，浪漫的异域感也还是没有。……只能老老实实写出所见所闻，像新闻的报道一样。”因此当《论语》《人间世》等刊物提倡幽默小品的时候，他没有参加；而为鲁迅先生等所支持的散文刊物《太白》出版时，他是编辑委员之一。以后他叙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曾说：“知识分子讲究生活的趣味，讲究个人的好恶，讲究身边琐事，文坛上就出现了‘言志派’，其实是玩世派。更进一步讲究幽默，为幽默而幽默，无意义的幽默。幽默代替了严肃，文坛上一片空虚。”（标准与尺度：论严肃）。他对人生向来是很严肃的。
这一期的作品很注意于文字的洗炼，所用全是口语，从口语中提取有效的表现方式；偶有一些文言成分，念起来也有口语的韵味。读后觉得作者态度亲切诚挚，有一种娓娓动人的风采。《欧游杂记》序说：“记述时可也费了一些心在文字上：觉得‘是’字句，‘有’字句，‘在’字句安排最难。显示景物间的关系，短不了这三样句法，可是老用这一套，谁耐烦！再说这三种句子都显示静态，也够沈闷的。”《伦敦杂记》的避免“我”字句，都可以看出他的用心。他说用意是写给中学生看的，这我们也看得出，他注意于文字的表现方式，但与一些在文字上专门玩弄技巧的作家不同。他用的是口语，而且是提炼了的活的口语，诚挚的态度又流贯在文字间，说专给中学生看只是谦词，对于需要一点语文训练和写作修养的人，这些文字在今天也还够得上是典范。叶圣陶先生说：“现在大学里如果开现代本国文学的课程，或者有人编现代本国文学史，论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中学生》二○三号：朱佩弦先生）
抗战期间写过一本散文《语文影》，因为书店压着没有印出来，现在编在全集里。中分两辑，《语文影之辑》是讨论语文的意义的；《人生一角之辑》是讨论生活片段的。文字更精炼了。他自己说：“叶圣陶先生曾经写信给我，说这些文章青年人不容易看懂。闻一多先生也和我说过那些讨论生活片段的文章，作法有些像诗。我那时写这种短文，的确很用心在节省字句上。”（《标准与尺度》自序）这书不只文字比较隐晦一些，内容也是稳健的中年人的情感；反不如也是写于抗战期中的《新诗杂话》和《语文零拾》（批评性质的文字）的文字优美流畅。
胜利以后他写的文字很多，主要收在《标准与尺度》和《论雅俗共赏》两书里。因为思想有了变化，所谈的也都是现实的问题。这时的文章偏于说理，情致虽然不如早年，但思想坚定，针对现实，文字又周密妥贴，影响之大，非早年所可比拟。他自称为杂文，可以看出他自己意趣的归向。因了多年研究古代历史的关系，他分析现实问题也常常从历史的发展来说明，但娓娓动听，使人知道今后的发展也是“其来有自”和“势所必至”的，一点也不学究气。他说他讲话是“现代的立场”；“所谓现代的立场，按我的了解，可以说就是‘雅俗共赏’的立场，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论雅俗共赏序）这时期他了解了文章的力量，写得很快很多，他说：“复员以来，事情忙了，心情也娈了，我得多写些，写得快些，随便些，容易懂些。”又说：“经过这一年来的训练，我的笔也许放开了些。不久以前一位青年向我说，他觉得我的文字还是简省字句，不过不难懂。训练大概是有些效验的。”（《标准与尺度》自序）他不断学习，把写作当作工作任务来努力；又处处为读者着想，要求文字能更普及，多少改掉了一些向来重视文字修饰的习惯；这都是他靠近人民的结果。
从五四开始，朱先生是写作了三十年的作家，《全集》所收，达两百万言，努力的成绩很可观。从他写作的开始起，就是正视人生的；不断的学习，努力的工作，是他一贯的态度。中间虽有一段时间在思想上略嫌停滞，但并没有走错了路。一个真正“为人生”的作家最后走向了“为人民”的道路。经过了多年的苦闷和摸索，到他的晚年，朱先生终于勇敢地靠近了人民；同时人民也给了他很大的力量。在如火如荼的反美扶日运动中，他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不顾自己病体的衰弱，毅然地参加在革命的青年人的行列里，热情地工作，直到他积劳成疾辞世的一天。要不是生活在黑暗残暴的国民党统治之下，经历着长久的颠沛艰苦的岁月，朱先生是一定能活到现在，亲见祖国人民的解放的。假若这样，他在中国的文化战线上将有何等珍贵的贡献啊！
一九五○年八月五日为朱先生逝世二周年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