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北宋名臣。他刚直不阿，勇于任事，名垂史册，其戏剧舞台上的忠廉形象一直深印人心；然而，张咏感慨道：“寇公奇材，惜学术不足尔。”《宋史》评价他：“虽有直言之风，而少包荒之量”……他又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
《梦溪笔谈》云：景德年间，河北有战事，皇上欲御驾亲征檀渊，朝廷内外的意见不一致，惟独寇准赞成皇上的主张。皇上的车驾刚渡过黄河，辽国的骑兵遍地都是，直抵檀渊城下，人心惶惶。皇上派人暗中观察寇准是什么反应，而寇准这时正在中书酣睡，鼾声如雷。人们认为他是能让这个时代镇定的人物，把他比作谢安。
这与史实有些出入。事实是，景德元年，在辽国大军进犯中原，打破数州直逼京都之时，宋廷朝野震动，真宗吓得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在重臣王钦若、陈尧叟等人的撺掇下，真宗意欲迁都南逃或南下避战，但宰相寇准、毕士安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抗敌，促成了御驾亲征，振奋了军心，又由于寇准指挥若定，战场形势发生了积极变化。与此同时，辽南京统军使萧挞凛被宋军伏弩射杀，辽兵失倚，士气低落，又有腹背受敌之虞，故辽主有罢兵议和之意，而真宗也希望花钱买太平，尽快结束战事，遂签订了檀渊之盟。千百年来，人们对檀渊之盟的利弊争论不休，但寇准的大忠大勇却一直为人赞颂。如果没有寇准的大忠大勇，没有毕士安对真宗苦口婆心的劝导，真宗非南逃不可，大宋军民也会因此而丧失抗战的决心和勇气，一败涂地，那么，北宋末年的悲剧就可能提前上演。
寇准忠勇可嘉，政绩显著，是社稷之臣，这是公认的。但他也有许多缺点，倔强偏执，修养不足，不谙成己成物之道，从政为官还显得青涩。
《梦溪笔谈》云：寇准被任命为宰相的诏书，是杨亿起草的，其间四句说：“能断大事，不拘小节。有干将之器，不露锋芒。怀照物之明，而能包纳。”寇准看过诏书后非常高兴，说：“正得我胸中事。”在规定的润笔之外，他又另外赠给杨亿一百两银子。 此诏书其间四句放大了寇准的品德、韬略、才干，连一带而过的缺点、不足都没有，实属笔墨夸饰。
寇准任性，在朝廷上动辄与人争辩不休，不依不饶，甚至相互揭短，斯文扫地，以至于皇上怒而罢之。史载：“准与知院张逊数争事上前。他日，与温仲舒偕行，道逢狂人迎马呼万岁，判左金吾王宾与逊雅相善，逊嗾上其事。准引仲舒为证，逊令宾独奏，其辞颇厉，且互斥其短。帝怒，谪逊，准亦罢知青州。” 此等事情，王宾独奏又如何，犯得上“其辞颇厉，且互斥其短“吗？涵养和包容体现一个人的修养，得理不让人和无理辩三分，都是缺少修养的表现，因而令人生厌。在皇上看来，狂人迎马呼万岁，虽属大不敬，但狂人神经错乱，已不是正常人，尚可隐忍，而朝廷命官在宫廷之上如此不懂礼数，行事乖张，藐视皇威，则不可饶恕。这也是“帝怒，谪逊，准亦罢知青州”的缘故。人言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白鹤壮志凌云，不狃于方寸之地，不与燕雀争喙尘埃之粟，燕雀之网焉能罗捕。
至道二年，因官衔排序问题，寇准与冯拯发生争执，又有人上疏说吕端等人因种种原因姑息寇准，使得寇准任意而为，擅权行事，扰乱法纪。太宗大怒，召见吕端等人责问。端曰：“准性刚自任，臣等不欲数争，虑伤国体。”因再拜请罪。及准入对，帝语及冯拯事，自辩。帝曰：“若廷辩，失执政体。”准犹力争不已，又持中书簿论曲直于帝前，帝益不悦，因叹曰：“鼠雀尚知人，况人乎？”遂罢准知邓州。皇上罢免寇准的官职，并不是因为寇准理屈，而是因为寇准不听皇上的劝诫，依然激辩不已，鼠雀不如。有时咄咄逼人的气势，比无理狡辩更让人不能容忍。一个官员如果缺乏政治素养，动辄卷入杯水风波，谁还能指望他去搏击大海的风浪，赶出朝廷也罢。
寇准心胸狭隘，汲汲于功名。宰相王旦心思缜密，为人谦和，处事低调，工作尽责，皇上非常信任倚重他。寇准嫉妒王旦，屡次在真宗面前说王旦的短处，而王旦却专门在真宗面前称赞寇准的长处，让真宗觉得寇准人品有问题。天禧元年，王旦病重。真宗探视时问：“爱卿之后天下事应当托付给谁呢？”宽宏大量的王旦坚持推荐寇准为相，帝谓旦曰：“卿虽称其美，彼专谈卿恶。”旦曰：“理固当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上由是益贤太尉。王旦深知，由于皇上好名夸功，佞臣心怀鬼胎，极尽怂恿，一场轰轰烈烈的封禅、造天书、寻祥瑞运动，使国家出现了财政和政治危机，朝廷迫切需要大忠之人为相，铲除弊政，重振朝纲。因此，王旦看中了有荦荦过人之才，而无区区自守之善的寇准。将军额上能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王旦的忠厚、大度、包容，是寇准所不具备的，真宗对待寇准始终没有像对待王旦那样信任、放权，于此不无关系。 寇准做事简单、偏执，但是大忠之人，所以，得到了以江山社稷为重的毕士安、王旦的包容和鼎力支持，成就了他的功名。
一个人因机缘偶合，可能一时幸运，但不可能永远幸运。真宗在病重时，经过几番犹豫，反复权衡，最终意向是，自己归天后，由刘皇后辅佐幼主，寇准以相位制约刘皇后，而寇准希望自己单独辅佐幼主，并有积极表现。寇准“学术不足”，意识不到刘皇后的谋略、能力不在他之下，意识不到满朝文武对他不买账者大有人在，意识不到想借机蹿升者已经把他视为眼中钉，而自己已陷入危险之境地。由于寇准密令杨亿起草太子监国奏章一事泄露，刘皇后和丁谓借机向真宗进谗言，寇准被罢相；后又因周怀政等人欲阴谋杀死丁谓等人，再让寇准当宰相，尊奉宋真宗为太上皇，传位给太子，废黜刘皇后，被人告发，寇准因受牵连，被降为太常卿、相州知州，之后寇准被一贬再贬，直至客死雷州。
史书说，寇准少即得富贵，性情豪爽奢侈，喜欢喝大酒，每次宴请宾客，多关闭门扇解下骖马。他的家中未曾燃油灯，即使厨房厕所这些地方，一定要燃着大蜡烛。他任宰相，“多召两制会饮私第，酒酣气盛，必闭关苛留之，往往侵夜。畏谨者甚惮焉。宗谔尝预会，日既夕矣，而关不可启，遂于门扉下窃出得马以走”。寇准强拉大臣喝酒，酒酣耳热之际，必关闭大门不让人回家，逼人与己通宵或彻夜宴饮，大臣只得从门底下偷偷跑掉。寇准恋酒且霸道，放荡不羁，难为百官之型范。 寇准不仅是酒徒，还是舞迷，每次在府中聚会都离不开妓女作乐。
《梦溪笔谈》云：寇准喜好《柘枝》舞，与客人集会时必定要舞《柘枝》，况每舞一次必定是一整天，当时的人称他是“柘枝颠”。今天在凤翔有一老尼姑，是寇准当年的柘枝伎，她说：“当时的《柘枝》曲还有几十遍，今日所舞的《柘枝》，和当时的相比，遍数不到十分之二三。”老尼姑还能歌当时的曲子，有闲情逸致的人往往传唱她的曲子。又云：蜀地人魏野，隐居不出来做官，擅长写诗，以诗著名。他为人处世很潇洒，有很多当地的显贵人物和他交往，寇准尤其欣赏他。寇准镇守北都时，把魏野招至门下。北都有个妓女，虽然貌美但举止生硬，士人称他为“生张八”。府中聚会的时候，寇准让她向魏野求诗，魏野赠诗于她，诗云：“君为北道生张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无笑语，半生半熟未相谙。” 寇准纵情欢乐，挥金如土。
一次，他从相府出发去镇守北门，歌妓到庭下送行，寇准用金质酒杯一边独饮，一边令歌妓吟歌跳舞，每唱一曲赠送绫罗绸缎一束，但歌妓仍显不足。侍妾蒨桃窥之，赋诗二首规劝寇准不要过于奢侈。其一：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其二：风劲衣单手屡呵，幽窗轧轧度寒梭。腊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但寇准并不这样认为，在《和蒨桃》的诗中道：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君休问，且向樽前听艳歌。
这些故事说明寇准确有其固执、褊狭、奢侈、佻挞的一面，人文教养和政治素养不足，也可证“不拘小节”“不露锋芒”“能包纳”之伪。寇准好虚荣，自然对夸大其词的任命诏书满心欢喜，为了感谢起草诏书的杨亿，寇准在规定的润笔之外，他又另外赠给杨亿一百两银子，全无“宠辱不惊”的君子之风。
有人说，寇准一生为官不止“三起三落”，最后客死雷州，皆因其不“正”而导致。张咏曾对自己的僚属感慨地说：“寇公奇材，惜学术不足尔。”张咏承认寇准是个奇才，但又怜惜寇准人情不够练达，自身修养不足，并屡为所累。人情练达，首在秉持中庸之道，包容四海，善于成己成物。章士钊说：“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为有容？曰：不好同恶异。”庸者好同恶异，智者求同存异，圣者化异为同。好同恶异，睚眦必报，是心胸褊狭、极端自我的表现，不仅不能成己成物，而且还会遭致不满、怨恨，被人排挤、陷害。真宗认为寇准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教训是“寇准之居相位，多致人言。”嗟夫！君才虽高矣，保身之道不足也。
法国人文主义者拉伯雷说：“凡前有墙、后有垣的地方，没有一处不闹阋墙与明争暗斗的勾当。”皇宫历来是高层争权夺利的险地，随时都会有大臣被人抓住把柄扳倒在地，作为朝臣本应涤除玄览，洁身自好，如履薄冰，而寇准却奢侈、放荡，自毁形象，授人口实，注定他在官场上不会软着陆。何况，寇准还不懂官场运作之道。
仕途坎坷的柳宗元晚年感悟道：“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独外之圆者。固若轮焉，非待于可进，亦可退也。”轮为载车之器，必为圆形，因为滚动摩擦阻力最小。为人处世应外圆内方，内方者，不失原则也，外圆者，进退自如也。外圆内方，是有傲骨而无傲气，是合群而不迷失自我，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是仁、智、勇兼备的君子言行规范，而不是奉行束身寡过主义的曲士贱儒的挡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