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历史悠久，影响广泛，早已成为维系和促进中华民族孝亲伦理的重要纽带，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入了解清明节俗的历史传统，深刻阐发其当代价值，不仅是对这一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是对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弘扬。
清明节俗的来源考究与正式形成
一是上巳节（三月三）。上巳节是个非常古老的节日，时间在阴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由于巳日每年都不确定，不便推广，所以魏晋以后就固定在三月三日。从文献记载来看，上巳节至少周朝就已经存在了。节日这天，人们前往水边祓禊，以求吉利而除不祥。《诗经·郑风·溱沩》是描写上巳节的典型篇章，其内容是郑国青年男女在溱水、沩水边互相悦慕、调笑戏谑，情定当时。可见，上巳节俗在求吉利的同时，也有“中春之月，令会男女”（《周礼》）的恋爱、促婚配意味。魏晋时，三月三节俗中“会男女”的风俗已经消失，而水边祓禊、踏青游艺的内容却被加强了，王羲之那饮誉千古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就诞生在三月三日；唐代杜甫“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诗句，也说明踏青郊游成为三月三节俗的主要内容。三月三与三月初的清明节时间极为接近，所以，唐代以后，三月三习俗逐渐淡出百姓生活，记载北宋开封风俗的《东京梦华录》中，已经没有“三月三”条目，说明三月三节俗在开封地区已经消失了，相应地，清明节俗盛行起来，原来三月三的踏青郊游等内容也就合并进清明节中来了。
二是“二十四节气”的“清明”。汉初文献《淮南子》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二十四节气”，这标志着“二十四节气”的完全确立。“清明”为“二十四节气”之一，时间在阴历3月初、阳历4月5或6日，取天气晴朗和明之意。在这个季节，中华大地尤其是二十四节气产生的黄河流域气温变暖，雨水增加，百物生长，耕田播种，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七十二候”中清明物候“桐始华”、“牡丹华”、“虹始见”，民间谚语“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清明雨渐增，天天好刮风”等，也都符合这个季节特点。但是，作为节气的“清明”只是古人用来标识物候、分别季节、指导农业生产的时间坐标，是“钦若昊天，敬授民时”（《尚书•尧典》）古老思想的具体实践，与后来的重祭祀、尚踏青的清明节俗之间还有着明显距离。不过，“清明”节气凸显了风和日丽、春光烂漫的季节特点，对于促进人们的春天审美，促进士女踏青郊游的诗性体验，有着基础性意义。
三是寒食节。寒食节在清明前一日（亦即冬至后一百零五日），起源于汉代的山西太原一带，其节俗内容是禁火与祭祀。唐代时，由于李唐统治者与山西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将这个原本流行在山西地区的节日推广到全国，寒食节因此而盛极一时。元代以后，寒食节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原有的冷食习俗再无人遵守，其祭祀礼俗则被整合进了仅仅相隔一日的清明节中来。
关于清明节的祭祀习俗，其来源还可以讨论。有学者认为，寒食节的禁火应当根源于古老的星辰信仰——对“大火”的崇拜与恐惧。“大火”，即“二十八宿”中“心宿”三星之一，《豳风·七月》中的“七月流火”，就是大火西流。从古代天文分野来看，“大火”所在的心宿，对应地理上的宋地（今河南一带），“大火”就成了商人观察天象的标准星；与心宿有着密切关联的参宿，对应地理上的晋地（今山西地区），参宿也就成了唐人（今山西人）观察天象的标准星，时至今日，山西临汾地区还有观参宿的习俗。心宿、参宿是一对“冤家”，为高辛氏之二子阏伯、实沉各自的封地，因二人争斗不已，高辛氏遂将其永久分隔、分封开来。每年三月之初，当阏伯所主之大火自东而西逐渐升空时，实沉所在的晋地人就开始忌讳、恐惧，担心他们传说中的人文始祖实沉受到侵扰，所以，他们禁火、断火、祭祀，以祈求先祖平安。正因此，寒食节禁火习俗最早主要流行在晋地尤其是太原一带。而古代天文分野观念之产生，恰好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与人们将晋文公与介之推的故事比附于寒食节，时间逻辑恰好吻合。唐高祖李渊最初分封于太原，起兵于太原，其入关前的三万骨干军队亦皆招募于太原，所以，就形成了初唐朝廷鲜明的山西势力和山西习惯。李唐统治者仍然将参宿看做自己统治的守护星辰，为了祈求自己的守护星辰平安、不受干扰，他们依然固执地坚持着禁火、祭祀的习俗，进而推广到全国。这是对寒食起源的又一种解释。
由上可见，清明节俗的形成，是上巳节、清明节气、寒食节三方面因素的合而为一。具体来说，原本注重祓禊和“会男女”的上巳节，逐渐转化为临水洗浴、雅集，这为清明节注入了踏青郊游的充足理由；当祓禊和“会男女”的习俗逐渐被儒家伦理过滤掉之后，上巳节就在唐宋之际让位、合并给了清明节。“二十四节气”之“清明”，给“清明节”贡献了名字，其对物候的关注也促进了清明节审美自然、踏青郊游的诗性人文。西汉时出现在太原一带的寒食节，原本是地方性节日，却因为李唐王室的因缘际会而一跃为全国性礼俗，其禁火、祭祀的内容便成了后来清明节俗的重要内容。
而唐代则是清明节形成的一个重要节点。首先，唐代官方认可并规范了寒食节的扫墓行为。开元二十年四月，唐玄宗专门为寒食扫墓下敕文：“寒食上墓，礼经无文，代世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既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用拜扫礼，于茔南门外奠祭。撤馔讫，泣辞，食余于他所，不得作乐。仍编入礼典，永为常式。”（《唐会要》卷23）这显然是专为“士庶”祭祖思亲而定的礼制，上墓成为国家礼典所肯定的行为。其次，唐还安排了节假日以支持士庶上墓，或四天，或五天，或七天。大历二十二年规定：“自今以后，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唐会要》卷82）再次，“烧纸到黄泉”是清明节取代寒食的社会心理基础。在唐代，“寒食家家送纸钱”（张籍《北邙行》），“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王建《寒食行》），这说明人们普遍为逝者送纸钱，而且，只有焚烧后，纸钱才能送到逝者手中。杜牧诗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正说明了清明节祭祀的普遍情形，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更能见证北宋开封城内清明节的盛大与繁华。
清明节俗的文化价值
在漫长的历史中，清明节俗丰富多彩，除祭祀、踏青而外，尚有荡秋千、植树、插柳、吃米糕或艾团、斗鸡斗草等活动，各地不一，其他文学、曲艺中的清明，亦丰富多彩，美不胜收。今天来看，清明节俗始终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
第一，清明节俗中深蕴着极富生命力的儒家伦理诉求，这对于促进民族凝聚力有着重要意义。清明节俗的形成过程，本来就是在儒家伦理支配下，对远古以来遗留风俗的扬弃与选汰。淘汰“仲春会男女”之风，祭祀介之推之忠诚，进而推广至祭祖，不仅士大夫祭祖，更是要普及到“士庶”百姓的最基层，这必然将“忠孝”观念和行为推广及社会的任一角落，对于强化家国一体观念、增强民族凝聚力，意义不言而喻。近现代以来，清明节祭奠革命英烈、志士仁人，上自国家，下至中小学生，极为普遍；还有祭黄帝、祭伏羲、祭孔子等，其目的至为明确，就是要引导人们尊亲敬祖，热爱家国和民族。对于我国这样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和现实发展不均衡的大国来说，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就显得尤为重要。清明节正可以很好地发挥引导、加强之功。
第二，清明节俗本身已经化身为文化符号，并促生了众多的艺术精品，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回望清明节日的一路烟雨，从诗到词，到曲艺小说，到书画佳作，确有“山阴道上行”的“应接不暇”之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介之推不言禄”早已成为我国古代散文的典范，元明清多有关于介之推的剧本、小说；著名的《兰亭序》与《清明上河图》，可称是我国古代书画领域内的压卷之作；仅仅《全唐诗》中，关于清明的诗作有三百余首，宋元以来的清明诗词、祭文更是难以计数。显然，清明节俗成了滋润和促生艺术精品的沃壤，成了艺术家陶冶精神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