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在登基之后，实行开明政治，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文臣忠惠，武将英勇。而在文臣中，有善谋的房玄龄，有善断的杜如晦，有擅长于辅政的长孙无忌等，而魏征是唐太宗身边最受器重，也是最为成功的谏臣。
魏征高居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第四位，位列房玄龄、尉迟敬德之前，魏征以敢言直谏著称，而且，他还颇有谋略，是李世民这位明君身边的诤臣，在历史上备受推崇。魏征被认为是“明镜”式的人物，他常常在唐太宗面前提出逆耳忠言，帮助唐太宗做出正确决策。唐初“贞观之治”巨大成就，离不开魏征直言进谏的重要贡献。
当然，魏征不仅是一位勇于坚持进谏的诤臣，而且还是一位在治国理政方面很有韬略的谋略家。他有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政治理念；他有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治政观念，他劝唐太宗要“慎终如始”，勤政兢业；他提醒李世民要“偃武修文”，稳定唐初局面。
魏征画像
可是，魏征在投入李世民阵营之前，却多次更换主子，他因此而受到非议。早在隋朝末年的乱局之下，武阳郡丞元宝藏起兵，李密于瓦岗寨举旗响应，魏征投入元宝藏麾下。之后，元宝藏投降李密，魏征也跟着到了李密阵营，因魏征善于撰写奏疏，李密对他很欣赏，渐渐地，魏征成了李密麾下的文官。后来，瓦岗军发生了内讧，李密既要与隋朝的军队作战，又要抵挡王世充的进攻，李密在困境下投靠了李渊，而魏征也跟着李密投降了李渊。李渊帐下人才不少，魏征一时没有能得到重用。此时，原李密的部将徐世勣收编了李密的旧部，魏征知道后，便写了自荐信，投到徐世勣阵营中。徐世勣虽然很会打仗，但当时他所遇到的窦建德其实力比他要强大得多，窦建德率兵南下，打败了徐世勣，攻克黎阳，魏征便投入了窦建德阵营，窦建德见魏征有才能，开始重用他，封他为起居舍人。
窦建德发展壮大之后，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李渊的唐军，之后，窦建德在虎牢关被李世民所败，他被押往长安，魏征也跟着到了长安。太子李建成得知魏征颇有才略，便将他收进太子府，任命他为太子洗马，这表现了李建成对魏征的重视。
魏征也着力为李建成出谋划策，而且，他提出的有些计策是非常厉害的，比如，魏征见李世民的秦王府势力逐渐强大，而且李世民长期带兵征战，手中握有兵权，这已对李建成构成严重威胁，所以，魏征劝说李建成先下手为强，对秦王府采取行动。可是，李建成没有能下决心，他自以为太子之位不会被动摇，没有采纳魏征的计策，失去了一次制约李世民的好机会。
魏征的此次献策应该影响比较大，所以，连李建成的对手李世民都知道了，而且，他记得很清楚。“玄武门之变”后，魏征作为太子洗马，属李建成的嫡系旧部，当他被抓时，李世民曾问他：“魏征，你当初为何离间我们兄弟?”魏征硬气地说：“如果太子听我的，就没有今天的祸事了。”（参看《新唐书•魏征传》）李世民早就听说魏征敢于直言，所以，他不但没有处置魏征，反而任命他为詹事主簿，后来，太宗即位后，还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封巨鹿县男，派他安抚河北，授予他遇事可酌情处理的权力。
从太子被杀，魏征被捕后的表现来看，魏征并没有对宫斗已经获胜并且登基已无悬念的李世民做出奴颜婢膝的表现，他还敢硬怼李世民，算是很有骨气的。所以，魏征之前的多次易主，并不能说明魏征是违背忠贞不二的做人原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战事纷乱，政局动荡大，从这一阵营投到另一阵营，属于比较正常的事，身在乱世，常常只能顺势而为。魏征虽换过几位主子，但似乎没有见他靠出卖主子来求得升官发财的。
应该说，从李唐阵营领头人创业开始，算是比较开明的，李建成和李世民都是爱惜人才的，他们对于魏征过去屡换主子的事并不那么在乎，他们更多的是重视魏征的才学和胆识。
问题在于，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没有杀掉魏征，反而是让他当了詹事主簿，继而又升他为谏议大夫，魏征成了李世民身边最重要的谏臣，后来还任检校尚书左丞，这是为什么？这仅仅是因为魏征勇于犯颜直谏吗？其实，原因是多方面的，魏征在唐初政坛存在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他是诤臣。
李世民画像
第一，李唐王朝立朝初期所面临的严峻形势，需要朝中大臣有不同的声音，以优化皇帝的决策，而魏征敢于善于直谏，正好满足了这一需要。
隋末乱局带来了社会大动乱，唐朝初立，局势是很困难的，贞观十一年（637年），马周上奏曰：“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足见当时人口稀少，社会生产力水平是比较低。“玄武门之变”后，生产力并没有得到明显恢复，民众还是比较贫苦的。此外，李唐王朝虽基本平息了国内的各派势力，但边疆并不稳定，突厥铁骑打到了渭水便桥，给朝廷的压力不小；还有，边沿州县也不安定，一些地方虽表示归顺李唐王朝，但往往仍由当地民族的原头领统领着兵民，并非都是真心归顺。
所以，当时李唐王朝所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作为谙熟战事的军统统帅，李世民登基以后头脑非常清醒，他必须稳定社会秩序，使边疆安定，才能逐步让李唐王朝强大起来，为此，他需要有开明的政治局面，必须有明智的治国策略，这就需要他能听进不同意见，能积极纳谏，以保证决策能尽量减少失误，能使治政方略更有效。
此外，隋朝灭亡不久，隋朝的政治腐败导致隋亡的历史教训对于李唐统治者来说是历历在目，李世民更是警惕，他必须吸取隋亡的教训，不能再劳役百姓，不能沉溺于享乐，不能偏听偏信，不能独断专行，所以，李世民坚持积极纳谏，他必须积极接受朝中文武大臣的建议，“兼听则明”，集思广益，让朝廷政治能清明。
李世民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知道“民贵君轻”的治政原则，他采取措施鼓励生产，减少赋税、徭役，着力于藏富于民。
而李世民要让自己时刻保持清醒，避免重蹈昏君的覆辙，就必须有朝臣在他不冷静、决策失误的情况下能犯颜直谏，能提出不一样甚至相反的建议，而魏征就是这样一位李世民所需要的谏臣。唐王朝初建，形势需要朝中敢提不同意见的臣子，而魏征进入李世民麾下，能非常出色地扮演这一谏臣角色。
李世民（剧照）
第二，魏征在进入李唐王朝的管理团队之后，成了山东庶族的代表人物，而重用魏征对于李世民联合和利用山东庶族来巩固政权非常重要，李世民重用魏征是当时的政治需要。
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世族豪强对于政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时各朝代的统治者都必须以世族豪强的力量作为依托，离开了世族的力量，皇位是坐不稳的。李唐王朝也是依靠关陇贵族集团作依托，才逐渐强大起来的。
从北魏开始，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或称为六盘山）周围的门阀军事势力形成所谓的“关陇集团”，对于之后，这一集团的力量对各朝代的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西魏、北周、隋、唐四代皇帝都出自这个集团，其中，西魏、北周和唐朝的始祖都曾是“八柱国”之一，而隋朝的始祖曾是十二大将军之一，杨坚建国，关陇集团的支持举足轻重。而唐朝的建立当然也离不开关陇集团的支持，李唐也自称出自陇西李氏，他们以西凉李暠的嫡裔自居。虽然陈寅恪等史学家认为李唐乃冒称陇西，实为赵郡李氏的一支，但至少表明，李唐王朝需要以关陇集团的政治军事势力作依托，关陇贵族是唐朝的政治基础。
在唐朝初期，有七大世族势力比较强大，即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被称为“七宗五姓”。唐初，李世民想把女儿嫁给清河崔氏，却被拒绝了，足见当时崔氏势力之强大。而在这“七宗五姓”里又分成了两大势力，一是关陇集团，二是山东士族，李唐在关陇集团中并非主支，李世民登基之后，最担心的是关陇集团和山东士族联起手来，因为一旦他们联手，李世民将被架空。所以，他需要有条件来拉近李唐统治势力与山东士族的关系。
只有这样，才能“监视和接洽山东豪杰和关陇贵族集团，以供分和操纵诸政治势力之妙用”（陈寅恪先生语）。众所周知，分化和拉拢各派政治力量是帝王惯用的权术，而在当时，魏征恰好有资格作为山东士族的代表，这也是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俘虏了魏征却没有杀他的原因之一。
那么，魏征为何能成为山东士族的代表呢？
首先，魏征跟随李密来到了长安，但没有被重用，魏征主动要求“安辑山东”，而当时魏征做了一件重要的事，他劝山说东士族的重要人物归顺李唐阵营。魏征修书给曾同在李密麾下的昔日同事山东庶族的徐世勣，劝其降唐，徐世勣果然归降李唐王朝。后来，“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又派魏征到山东宣慰，还授予他便宜行事的权力。而有魏征和徐世勣等的影响，山东的局势稳定，这对于李世民初登帝位时社会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魏征确实是有能力有胆识，敢于“便宜行事”，在宣慰山东的过程中，他曾遇到到朝廷官员押送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师行去京城，魏征不惧被当成太子同党的骂名，使用他的专权，把太子和齐王的旧部属给放了，事后，李世民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认可了他的做法。这说明，李世民也有意支持魏征宣慰山东。此外，贞观六年，朝中诸王和大臣们曾多次劝李世民封禅，李世民也高兴地同意了，但是，魏征却表示反对，他认为：“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崔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这民生凋零状况是非常不适合于封禅的。魏征是站在为山东士族免受骚扰的立场上说话的，而李世民能接受他反对封禅的态度，这再一次表明李世民是把魏征看成是山东士族的代表来对待的。
再次，虽然有人考证，认为魏征的祖上并非山东的豪门望族，他父亲魏长贤只是“博涉经史，词藻清华”的文人，曾担任过汝南王悦參军事、平阳王法曹参军、著作郎、上党屯留令，后因上书讥讽时政，为权贵所不容而于武平年间去职，不再当官。魏征家族属于馆陶魏氏，而非名族巨鹿魏氏。魏征发达后，为了提高自家门第，称自家属于巨鹿魏氏，乱世中崛起的庶族换成了名门望族。不过，魏征作为文人世家，但他在唐初的几次宣慰山东的重要行动，已经建立了自己在山东士族中的影响力，魏征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山东豪族，成了山东士族集团在朝廷中的代表人物，而李世民从帝王统治的需要考虑，他要利用山东士族，就必须有一个代表人物来沟通和联络，而魏征成了李世民所需要的人。
玄武门之变（画）
第三，魏征原为太子洗马，是原东宫的重要官员、李建成的亲信，“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为了洗清自己杀兄弟的罪名，也是为了化解他与太子旧部的矛盾，需要有一个人物作为代表，来安抚太子的旧部，而魏征是当时最适合担任这一角色的人物。
李世民虽然杀兄杀弟，逼他父亲李渊退位，皇室政治斗争的残忍手段在他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不过，不得不承认，李世民在政治上还是比较开明的，他有治理秦王府的经验，所以，对于人才和人心是非常重视的。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所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该怎样处理东宫、齐王府的余党？在当时的事变中，秦王府的诸将杀得兴起，把李建成、李元吉的心腹百余人全部杀掉，还抄了他们的家产，不知这是否是奉了李世民的指令？而太子和齐王的儿子们都被杀了，这应该是李世民下的令，为了巩固政权，以绝后患，李世民此举十分残酷，但在古代皇室争斗中，也是常见的事，最是无情帝王家。
同样是为了巩固政权，对于太子府和齐王府的旧部，李世民却不想赶尽杀绝，夺位刚过，政权不稳，打击面太大，不利于朝政的稳定。所以，李世民不想逼着太子和齐王的旧部殊死反抗。“玄武门之变”已让李唐王朝大伤元气，作为战略家，李世民深知此时必须先让朝局安定下来。当时，李唐王朝刚刚建立，外部有突厥的威胁，内部民生凋敝，再也经不起内乱了。所以，李世民在事件后及时以李渊的名义大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参看《新唐书•魏征传》）
这一旨意非常重要，给太子、齐王的旧部放弃了殊死抵抗的决心，但是，这旨意是真的吗？是套路还是真意？此时，需要有一个真实事例来证明旨意是真的。
在此局势下，李世民看中了魏征。魏征原是太子洗马，是太子的亲信，而且，魏征曾向李建成献计对秦王府先下手为强。在魏征当俘虏后，他还当面硬怼李世民，太子、齐王的旧部都在看着，到底李世民会怎样处置这个当俘虏还很硬气的魏征？
结果，李世民不但没有处置当面顶撞他的太子党的得力旧臣魏征，而且，他还任命魏征为詹事主簿，李世民正式登基后，更是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如此一来，这等于是证明了之前的旨意是真的，太子、齐王之外，余党皆不被问罪。太子的旧部看到了：魏征都能当官升官，其他太子余党更不必说了，一定会受是既往不咎的。魏征成了李世民化解与太子旧党羽矛盾的一个典型例子，成了劝降太子、齐王旧部的很好的典例。
其实，李世民除了上述魏征可作为山东士族的代表的意义外，还有安抚太子旧部的这一作用。被俘时，魏征是很拧的，李世民对他劝降，魏征很不屑，指责李世民政变夺位，名不正言不顺。而李世民对此不但不生气，反而发现了魏征敢说真话，不怕死，敢直言。于是，李世民把魏征当成谏臣的代表来使用。
唐初，为了吸取隋朝的失败教训，李唐王朝需要有敢于对皇帝说“不”的谏臣，而魏征敢说真话，勇于找茬，正是李世民所需要的。这样的诤臣被重用了，太子、齐王的旧部自然也就服了，矛盾更容易化解了，李唐王朝能更快进入稳定状态。可以说，李世民使出了非常高明的一招。
当然，后来的政治实践表明，李世民这一招用了，魏征不但没有给他带来麻烦，而且还为“贞观之治”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李世民争来了巨大的开明君王的美誉。
魏征（剧照）
第四，魏征是谏臣，是诤臣，是敢对皇帝说“不”的忠臣，同时，他也是皇帝用来制约其他文臣武将的一把“戒尺”，李世民用他来制约朝中权臣，并用以对付桀骜不驯的武将。
历史上，开创新朝的帝王与开国功臣的关系都是不好处理的，面对着参与开创霸业的文臣武将，帝王若对功臣所采取的制约措施太过头了，会被认为是耍弄“鸟尽弓藏”的帝王阴术；反之，如果对功臣们过分放纵，又担忧着功臣们居功自傲，擅权揽政，会对皇帝构成威胁，造成皇权旁落的现象发生。李世民也一样，他在唐初必须处理好他与功臣之间的关系，而魏征这位谏臣，正是他所需要的。
在李世民看来，魏征这一诤臣不仅对他敢于犯颜直谏，而且更是对朝中权臣，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一旦有违规犯法行为，他就会对其进行监察，随时向皇帝上奏其不端行为。“玄武门之变”后，魏征当了俘虏，他仍敢于硬怼唐太宗，而对于朝中大臣，魏征有哪个不敢硬怼的呢？而李世民利用魏征这样一个有直谏资格，有直谏能力，又有直谏胆识的诤臣来监督朝中的文臣武将，是一步制约功臣的妙棋，这在当时对于李世民来说是太有用处了。
文臣中如有哪个行为不端的，魏征有谋略有才识，足够有能力对其进行纠正了，一旦纠正无效，魏征还可以直接向李世民上奏。朝中哪个大臣，包括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敢对魏征不服气？武将中，有哪个敢犯事的，魏征直接会与之硬怼，魏征不怕死，武将的威力对他没有用，说不定，魏征还敢直接闯进宫，去向唐太宗说那位武将的不是，武将们因此而对魏征惧怕三分。在朝中，魏征就相当于李世民眼睛、戒尺或监察员，他被李世民用来约束文臣武将，朝臣中，有行为不端的，敢犯事的，心术不正的等，遇到了魏征就没招了。立朝初期，功臣容易居功自傲，而魏征就像是李世民手中的一把戒尺，谁敢犯事，就用魏征来打压，有了魏征，功臣们就不敢摆谱搞特殊了。魏征名气大，无所畏惧，于是，就有了神威，朝中文武，谁都得惧他三分。
魏征甚至连亲王都敢硬怼，比如，贞观十二年（638年），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三品以上的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都下车，违反法度来表恭敬，这违背了礼仪标准。”而李世民却对王珪等说：“你们自己的地位都尊贵，就轻视我的儿子吗？”魏徵知道后，进言道：“从古至今，亲王列在三公之下。现在三品都是天子列卿和八座之长，为亲王下车，不是亲王所应当受的礼。求之于旧例，又没有可以作为凭证的依据；施行于现在，又违背了国法。”魏征硬是支持王珪，对于亲王们，一点面子也不给。
第五，魏征敢于犯颜直谏，拥有了“诤臣”的美称，而同时，这也有利于造就李世民“明君”的美誉，李世民以魏征来为自己树立开明君王形象，同时，李世民也是借助魏征的谏议来纠他有时的决策之错。魏征是李世民这位“明君”所需要的诤臣的典范。
李世民是个开明君王，他在管理秦王府时，就已经很善于听取文官武将的建议了，“玄武门之变”的成功就是因为他能听进秦王府谋士们的建议。此外，隋亡的教训也一直在唐太宗心里时刻警惕着的事。执政的君王不能专制、腐败，这是隋亡最重要的政治教训。所以，李世民必须能纳谏，必须培养敢于说真话说实话的谏臣，才能保证政治开明的局面。
另外，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毕竟背着杀兄杀敌，逼他的父皇退位的骂名，所以，登基之后，李世民必须树立起仁君明君的形象，这样才能收服人心，才能使皇位真正稳固。而容许诤臣的存在是明君形象的重要标志，因为只有能“兼听则明”才是开明的君王。
从“玄武门之变”后被俘开始，魏征就一直表现出敢于讲真话讲实话的谏臣特性，而李世民也正是看重了他的这敢于犯颜直谏的优点。李世民登基后需要有这样一位谏臣，敢硬怼他，敢指出他的过失，甚至在他震怒时仍然敢硬怼他，而魏征能做到这一点，魏征是李世民所需要的很够格的谏臣。
李世民登基时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这对于李世民来说，至少有两方面的有利之处：
第一方面，能鼓励谏臣提出不同意见和建议，这有利于李世民在决策失误时能及时纠错，使决策更优化，更有效，避免施政时犯大错误。而魏征敢于并善于上呈谏议，是良臣，他不同于那些一味对帝王死忠，只能一味服从的愚忠之臣。良臣能辅佐帝王正确决策，而愚忠之臣只会一味表忠心，无论帝王对或错，傻傻地拥护。魏征是良臣，对于魏征这位良臣与李世民的关系，连后来的康熙皇帝都很赞赏，他说：“人臣进言固当直切无隐，人君纳谏尤当虚怀悦从，若勉听其言后复厌弃其人，则人怀顾忌不敢尽言矣。每阅唐李世民、魏徵之事，叹君臣遇合之际，千古为难，魏徵对李世民之言‘臣愿为良臣，毋为忠臣’，尝思忠良原无二理，唯在仁君善处之，以成其始终耳。”（《钦定四库全书·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六）显然，进言“真切无隐”，这正是魏征为李世民所欣赏的特点。
第二方面，魏征的诤臣形象能衬托李世民的明君形象，康熙的评价很准确：“人臣进言固当直切无隐，人君纳谏尤当虚怀悦从”，魏征敢于“真切无隐”地进言，正是因为李世民纳谏时能“虚怀悦从”。君明则臣直，同时，诤臣能够存在，这证明了君王开明的开明。李善谏的。李世民自己说过：“朕历观自古人臣尽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尽诚规谏。”为什么魏征能犯颜直谏呢？正是因为李世民开明大度，能容忍魏征直谏。如此一来，魏征越是敢于“犯颜”，李世民的开明形象就越光亮，这就是李世民利用魏征来提升自己明君形象的重要方式。
长孙皇后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贤明皇后，他对魏征敢于犯颜直谏一直是支持的，他知道能有魏征这位诤臣存在，对于提高李世民明君形象是非常重要的。贞观五年（公元627年），长孙皇后的女儿长乐公主李丽质，将许配给长孙无忌之子长孙冲，在准备嫁妆时，李世民对众臣说，长乐公主备受他和长孙皇后所钟爱，礼数该有所增加。众臣赞同，进言嫁妆应双倍于永嘉长公主，李世民欣然同意。可是，魏徵坚决反对，他认为永嘉公主是长乐公主的姑姑，而长乐公主辈分低反而嫁妆多，这越了礼制。李世民回宫将此事告诉长孙皇后，长孙皇后不但没有怪罪魏征，反而赞叹魏征能“引礼义抑人主之情”，乃“真社稷臣矣”，她还特地派人赏赐给魏徵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传口讯给魏征，表示这次真正见识到了他的正直，希望他能一直保持这种正直的品格。
其实，李世民对魏征的直谏品格也是非常赞赏的，有一次，李世民的皇孙诞生，李世民召公卿入宴，他对身边大臣说:“贞观以前，跟随我平定天下，辗转奔波于乱世，这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之后，尽心对我，进献忠直的劝告，安国利民，敢于冒犯国君尊严直言规劝，纠正朕的过失的，只有魏征一人而已。”（参看《旧唐书·魏征传》）显然，魏征这样的诤臣是李世民当时所需要的。
第六，魏征不但敢“直谏”，而且他还很“善谏”，而只有“善谏”的诤臣才能长期在朝中存在，并长期真正能起到谏臣的作用。
长期以来，在人们印象中，唐太宗与魏征，一个是特别能容纳的君王，另一个是特别敢于直谏的诤臣；一个是肚量宽广善于纳谏的君王，另一个是不怕死坚持说直话实话的谏官。而这样的看法很是容易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魏征不仅仅是勇于直谏，而且还是很善于提出谏言，讲究他进谏策略的言官，而并非是那种迂腐固执的直谏之臣。
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常常被美化了，认为他们两人的关系是君明臣贤，君臣配合得非常出色，其实，历来帝王与谏臣的关系是复杂的，即便是唐太宗这样相对开明的帝王，也有其坚持帝王威权和耍弄帝王权术的一面，李世民并非自始至终都是有大度量能宽容的君王；而作为谏臣的魏征，不仅有敢于犯颜直谏的勇气，而且，他也很有进谏的妙策和实用的方法。
贞观初年，李唐王朝百废待兴，隋亡的教训记忆犹新，突厥侵犯边境，唐王朝急需稳定，李世民作为刚刚登基的帝王，又因“玄武门之变”之后需要修复自身的良好形象，他特别能积极纳谏，所以当时他提拔和重用魏征，对魏征的直话、实话很能听进去。可是，十几年之后，李世民皇位坐稳了，唐朝经济发展起来了，民众开始安居乐业了，颉利被擒了，边境安定了，李世民不仅是“唐太宗”，而且是“天可汗”，四方来朝贡，皇权威震天下，此时，李世民作为威权显赫的皇帝，表现也大不一样了，他不像原来那么能宽容纳谏了。对于这方面，魏征感受很深，贞观十二年（公元634年），他对李世民说：“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已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黾勉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参看《旧唐书·魏征传》）魏征能说出这样的话，一方面是他明显感到了李世民在纳谏立场上的变化，另一方面，他感到李世民有时还能听进去，所以，他又直言了。可是，魏征私下感叹道：“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他认为作为君王，李世民要自始至终坚持宽容纳谏，并非是那么容易的。
在贞观初年，李世民对于纳谏心情是很好的，他多次赞扬魏征敢于谏议，比如，有一次，他对长孙无忌说：“贞观初年，上书的人都主张：人君应当独揽大权，不应交给臣下。有人说应该炫耀武力，征讨四夷，只有魏征劝我偃武修文，中国即安，四夷自保，现在果然产生了效果，这都是魏征的功劳。”（参看《旧唐书·魏征传》）对于魏征犯颜直谏，李世民当时非常高兴，除了接受魏征关于“偃武修文”的重大策略方面的建议外，李世民对于魏征关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提醒，对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警示，以及对于“任贤受谏”“簿赋敛轻租税”方面的建议等，都是能接纳的。魏征的谏议行动为李世民所欣赏，所以，当时他对魏征很器重，提升魏征为尚书左丞。
但是，贞观初年之后，李世民变得没有那么能宽容纳谏了，而为了让谏议能取得效果，魏征并没有一直坚持犯颜进谏，他的“犯颜”举动，只是偶尔为之，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能注意讲究进谏方法的。魏征真正让李世民震怒的谏议是很少的。在大部分情况下，李世民与魏征君臣是以心平气和的方式交谈的。《贞观政要》记载与魏征有关的事件大五十多起，而属于犯颜敢谏的只有十多起，这还是因为《贞观政要》的作者为了突出魏征的谏臣形象而记述的。所以，魏征谏言时真正触怒李世民的其实不是很多，魏征心里很清楚，“犯颜直谏”这种招数，用多了就失灵了，没准还把自己给真正搭进去了，他是有智谋的谏臣，不是愣傻的言官。
其实，魏征进谏是很善于讲究策略的，比如，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陕县丞皇甫德上书不合皇帝心意，李世民觉得他言辞激烈，是别有用心，是恶意诽谤君上，是妄议朝政。而魏征就此事进言说：“昔贾谊当汉文帝，上书‘可为痛哭者一，可为长叹息者六。’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魏征巧妙地通过引贾谊上书文帝的历史典例来为皇甫德辩护，其实这也是为谏臣辩护。李世民一直认为他自己是明君，当然不会反对贾谊这样的历史名臣，魏征的巧妙谏议让李世民接受了。
魏征了解李世民，知道他对隋亡的历史教训非常重视，所以，魏征屡屡以隋朝的事例，特别是以隋炀帝的实例来阐述他的谏言。唐初，李世民最想避免的事就是隋朝衰亡那样历史事件重演，所以，魏征在谏言时用隋朝的例子，对李世民是最有说服力的。这就是魏征进谏所采用的的一种巧妙技巧。
魏征为了让他的谏言能让李世民更容易理解，他还经常以譬喻来上奏，比如，李世民想封禅，而魏征担心封禅的大行动会骚扰山东百姓，于是，他以打比方来进行劝谏，他说：“有人长患疼痛，不能任持，疗理且愈，皮骨仅存，便欲负一石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参看《旧唐书·魏征传》）这比喻来是说明，唐朝刚立，贫瘠体弱，像大病初愈的病人，瘦得皮包骨，经不起大折腾，封禅还是免了吧！
魏征为了劝太宗施仁政，他还常常以比喻的方法来阐明他的建议，他说：“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长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参看《旧唐书·魏征传》）意思是说，想让国家安定，就必须以德义治国，这就像固根本促使树木生长，如开水源促使水流更快，治国应抓住根本问题。
伴君如伴虎，谏臣更是如此，魏征如果不懂得进谏的策略，他早就当不成谏臣了。魏征能成唐初谏臣典范，不仅是因为他敢“犯颜”，而且更是因为他在进谏时有策略有方法，他了解帝王之心，能谏得更有技巧。
此外，魏征死后，墓碑被推倒又被重立的事一直颇受争议，有人认为正是因为魏征生前一直敢于犯颜直谏，所以死后遭到李世民的报复，因而李世民才狠狠地处置了死去的魏征。其实，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魏征在李世民心中最重要的形象仍是“镜子”的形象。李世民把魏征当成一面镜子，所以，魏征死后李世民很悲痛，他感叹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参看《旧唐书·魏征传》）
魏征生前有着唐初第一谏臣的荣耀，备受唐太宗、长孙皇后和朝中名臣的赞扬，但是，在他去世后的不到一年内，他的墓碑却被李世民下旨推倒了。有一种看法认为，正是由于魏征生前当谏臣时，屡屡犯言直谏，多次硬怼李世民，所以在他死后，李世民为发泄怒气，推倒他的墓碑来出气，其实，这样的看法是荒唐的，魏征去世后墓碑被推倒，这是由于李世民对魏征的一场误会，而并非李世民对太宗直谏的报复。
历来，帝王对于政变是最为警惕和厌恶的，而李世民有过“玄武门之变”的经历，对于朝中政变的事更是特为敏感。在魏征去世后不久，恰逢太子李承乾试图谋反的事败露，支持太子谋反的大功臣侯君集被处死，另一重臣杜正伦被罢免，而侯君集属于关陇贵族集团名将，杜正伦则属于山东士族集团的，李世民在当时混乱的心情下，猜疑魏征参与了太子党的密谋，至少是对侯君集、杜正伦等没有履行好监督职责，所以，李世民把魏征作为涉嫌于太子谋反的事来处置，他愤怒之下，下旨推倒了魏征墓碑。
之后不久，李世民率兵东征高句丽，他想起了魏征反对他东征的事，非常自傲地认为魏征生前关于切勿东征的谏议乃是书生之见。后来，李世民东征高句丽虽算是获胜利了，但并没有能消灭高句丽，只是勉强获胜而已，实际上，远东而没有能达到如期的胜利结果，乃是劳民伤财用兵之事，仔细看是不合算的。此时，李世民又想起魏征劝阻他东征的事，他感到魏征的谏议是有道理的。进而，李世民想太子李承乾谋反的事，当时侯君集和杜正伦牵连进去，或许有缘由的，而魏征与太子的谋反是没有任何关系，李世民想起以前魏征忠诚辅佐他，屡屡为他出谋划策，并大胆提出不同意见的事，他后悔了，感到不该下旨推翻魏征的墓碑，于是，李世民又下旨，重修魏征的墓碑，还让魏征的儿子继承魏征的爵位。可见，在最后，李世民对魏征还是信任的，魏征作为谏臣对李唐王朝的贡献，李世民是心中有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