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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进士,曾任漂阳、江宁知县。三十三岁辞官后,筑园林于南京附近的小全山,名之日随园。袁枚是乾隆时期的重要诗人,与赵翼、蒋士并称为“江左三大家”。
袁枚
袁枚为人偶傥不羁,反对封建道学。论诗反对沈德潜提倡的“格调”,以为会流于贵古贱今,尊唐抑宋的旧框框;反对王士祯的专求“神韵”,以为会流于纤弱和过分“装饰”。他主张诗歌要抒写性灵,创“性灵”说。要求写作者的真性情,要有新鲜活泼的灵感的触发,不可写得陈陈相因,没有个性,没有生气。
他的诗作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写得感情奔放,议论新颖,笔调活泼,语言明畅且句法较为灵活多变,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一定创新,没有流入宗唐、宗宋的泥古窠白。但其作品也有局限,一是生活面不广,多写个人的闲情逸致;一是创作态度不够严肃,不少篇章是率意之作,境界趣味不高,流为轻滑。
袁枚
《马嵬》共四首,这首诗是第四首。马嵬,驿名,在今狭西省兴平县西。唐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乱起,大年攻下潼关,玄宗与杨贵妃仓惶逃蜀,途经马嵬驿,感从将士不肯西行,迫使玄宗令高力士缴死贵妃。今马嵬坡尚有杨贵妃墓。中唐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也写及此事。
这是一首咏史诗,借咏史事来抒发感慨。“莫唱当年长、恨歌”,自从白居易创作《长恨歌》和同时的陈鸿写传奇小说《长恨歌传》以来,唐玄宗和杨贵妃生离死别的故事就一直广为流传。宋代有乐史的小说《杨太真外传》,排比润饰,更见细腻。元代白朴则又将李隆基杨贵妃故事改编为杂别《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至清初洪升更据以改编为长篇传奇剧本《长生殿》。在袁枚之前,可见李、杨故事已经家喻户晓。
袁枚
作者诗中用“莫唱”二字来进行否定,推出第二句“人间亦自有银河”,要人们不要把眼光只停留在帝王的悲欢离合上,而应该看到人间的悲欢离合,看到广大百姓一牛郎、织女们为银河所阻而经受的家庭被破坏的苦难。从唐安史之乱至清,中国的社会一直处在动荡之中,五代的分裂,北宋的积贫积弱,南宋的偏安一隅,元代的民族压迫,明代的专制统治,清初的血腥屠杀,这一切造成的灾难是可想而知的。诗人把笔触从帝王拉到人间,论史的眼光是敏锐的,见解也颇为深刻。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这里诗人进一步用对比来强调必须看到人间,看到人民的苦痛。石壕村是杜甫“三吏三别”中的《石壕吏》所写的一个典型环境,这是一个饱经祸乱的村庄,也是官吏肆虐的村落。有吏捉人,老妇应役;儿子被征,死于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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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写的虽是一家人的遭遇,但却概括了当时广大人民所经受的灾难。而这场灾难的直接酿成者,就是《长恨歌》中的主角李隆基,是他荒淫误国,导致了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把当时社会推入了生灵涂炭的黑暗深渊。
这里,诗人用《长恨歌》的故事同《石壕吏》的悲剧对照,含蓄地告诉读者:值得同情的是百姓所蒙受的灾难,而李隆基和杨玉环的悲剧则是咎由自取。帝王荒淫误国是不值得同情的。诗歌表面是味离情,而其实质则是论政治的得失。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全诗四句,采用历史故事相当精切。《长恨歌》和《石壕吏》所写皆是唐玄宗及其所酿成的安史乱中之事。
袁枚
在同一时代背景上,诗人咏史选择了一个帝王、一个百姓的悲剧,把两篇作者不同,倾向歧异的诗歌串连起来,让人们从对比中去联想,去思索,悟出了是谁酿成的“石壕村”的悲剧,又是谁自食了“长恨”的苦果。
题材的选择紧紧围绕“马镇”杨玉环自继之事,然而诗人则在史实的联系和对照中,暗寓了自己的倾向性,水到渠成,无矫揉造作之病。钟鳞《诗品》曾以“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数语评西晋诗人左思的《咏史》诗。袁枚的这首《马鬼》也可借用《诗品》的这个评价,看来诗人是继森借鉴了前代咏史诗的代良传统的。论史而不落案臼,能自出新意,体现了其抒写性灵的创作主张。
袁枚
本诗虽使用典故,但诗意明朗,语言无艰深晦涩之弊。泣畅自然的特点也颇突出,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