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版本甚多，仅现存的明代刊本就有大约30种，清代刊本70余种。各种版本数量之多，关系之复杂，在古代小说中都十分突出。过去一个长时期中，人们对此缺乏认真细致的研究，误以为《三国》的版本问题比较简单，形成这样几点普遍的误解：(1)明代嘉靖壬年(元年，1522年)序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罗氏原作；(2)《三国演义》只有由嘉靖元年本派生的一个版本系统；(3)在众多的《三国》版本中，最值得重视的只有嘉靖元年本(一些人径直称之为“罗本”)和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本(简称“毛本”)两种。
1968年，日本著名学者小川环树博士率先指出：明代万历以后出版的若干《三国》版本，包含嘉靖元年本完全没有的有关关索的情节，可见它们并非都是出自嘉靖元年本。1976年，澳大利亚著名华裔学者柳存仁教授发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一文，对《三国》版本源流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新见。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87年1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在昆明举行首届《三国演义》版本研讨会以来，中外学者对《三国》版本的研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这里拈出两个问题，予以评述。
一、关于版本演变的源流关系
在现存的明代《三国》版本中，数量最多的是诸本《三国志传》。过去，由于上述对《三国》版本关系的误解，人们将其视为“俗本”而不予重视。对此，柳存仁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首先提出异议，认为：“《三国志传》之刻本，今日所得见者虽为万历甚至天启年间所刊刻，时间固远在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然其所根据之本(不论其祖本为一种或多种)，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由此，他勾勒了《三国》版本演变的基本线索：大约在至治本《三国志平话》刊刻之后四十年左右，罗贯中有可能撰写《三国志传》，其后为其他各本《三国志传》所宗。在此之后，始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出世。此后二十几年来，中外学者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见解。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认为：《三国》的最早版本比后期的各种版本包含了更多的民间口头传说和较少的正史资料，其中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关索或花关索故事，而嘉靖本(按：即“嘉靖元年本”，下同)的编者则因关索系传说人物而删除了这些故事。由此看来，《三国》版本演化的顺序是由“志传”本到“演义”本。日本学者金文京认为：根据虚构的关羽之子关索的出现情况，建安诸本《三国志传》可以分为四个种类：一是“花关索”系统的本子，二是“关索”系统的本子(二十卷本)，三是另一部分“关索”系统的本子(十二卷百二十回本)，四是“花关索关索”系统的本子。建安诸本与嘉靖本的关系是来自同一源头的同系统版本的异本关系，二者在文辞、内容上的差异，是在抄本阶段产生的。“关索故事的有无是《三国志演义》各本之内容上的最大差异，罗贯中原本究竟有没有这个故事乃是一个大问题，至少从现存的版本来考察，围绕这个全然虚构的人物展开的一串故事，在全书中显得很特别，而且前后故事还有矛盾之处，所以很有可能是后来插入进去的。”另一位日本学者中川谕分析了嘉靖本、周曰校本、吴观明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毛本、余象斗双峰堂本等五种《三国》版本，指出：“嘉靖本中没有，而以周曰校本为始出现在吴观明本、毛宗岗本的故事，包含关索故事在内，至少可以指出十一个。”这些插入的故事，是基于《资治通鉴》系统的通俗历史书。他认为：尽管嘉靖本是现存最早的《三国》版本，但决非最优秀的版本，也不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三国志传》是与嘉靖本并列的版本，在某些方面保留了比嘉靖本更古的形态。再一位日本学者上田望比较系统地考察了现存的《三国》版本，将其分为七群：一是嘉靖元年本；二是《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系列版本，包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三是《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等120回本；四是包含关索故事的《三国志传》诸本；五是包含花关索故事的《三国志传》诸本；六是雄飞馆本《三国水浒全传》；七是毛宗岗本。“上述分类均以周静轩诗、关索故事、花关索故事、章回等为标准。正文本身也有不少细微差别。”众多版本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以文人为对象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二十四卷本系统)和面向大众读者的《三国志传》诸本(二十卷本系统)。嘉靖本以外的版本都不是从嘉靖本分化出来的。二十四卷本系统中的夏振宇本是与二十卷本在有些地方文字相同，保留着古老面貌的版本之一，“李卓吾评本”和毛本都是由它或与它相同的版本发展而来的。
中国学者方面，张颖、陈速认为，《三国演义》的现存版本，按正文内容可分为三大系统：一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属之；二是《三国志传》系统，余氏双峰堂本、朱鼎臣本、乔山堂本、联辉堂本、雄飞馆《英雄谱》本属之；三是《三国志演义》系统，毛宗岗本属之。《三国志传》不仅是《三国演义》最早的版本，而且是毛本所依之真正“古本”。陈翔华在《诸葛亮形象史研究》一书中将嘉靖元年本与诸本《三国志传》比较，指出：(1)诸本《三国志传》节目字数参差不齐，而嘉靖元年本节目则整齐划一，均为七字句式。(2)诸本《三国志传》保存较多民间传说，有的刻本还详细记载不见于史籍的关索故事，而嘉靖元年本则无之。(3)《三国志传》的文字颇粗略，而嘉靖元年本已加修饰，较为增胜。由此可见，嘉靖元年本是一个修饰得更多的加工整理本。周兆新在《三国演义考评》一书中对几种明代版本作了比较细致的考证，指出：(1)“嘉靖本尽管刊印的时代较早，但它仍然是一个明人修订本，不能代表罗贯中原作的面貌。”那种把嘉靖本说成“罗氏原作”的观点难以成立，倒是《三国志传》可能更接近罗贯中的原作。(2)《三国志传》与嘉靖本“乃是由罗贯中原作演变出来的并列的分支。”说嘉靖本是其余各种明版《演义》来源的观点值得重新考虑。沈伯俊在《校理本三国演义》的《前言》中指出：(1)《三国演义》的各种明刊本并非“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诸本《三国志传》是自成体系的。(2)从版本演变的角度来看，志传本的祖本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作，甚至可能就是罗氏原作(当然，不同的志传本的刻印者可能都有所改动)；而嘉靖本则是一个经过较多修改加工，同时又颇有错讹脱漏的版本。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在以往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嘉靖本和毛本的研究，而且应该充分重视对《三国志传》的研究，特别要注意对各本《三国志传》之间的比较，对志传本与嘉靖本的比较。
1996年，英国学者魏安出版了《三国演义版本考》一书，对现存的《三国》版本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细致的研究。他先后查考了26种不同的非毛评本版本，包括绝大多数学者以前无法看到或未予注意的两种：一是上海图书馆所藏残页，其刊行年代很可能早于其他任何现存版本；二是西班牙爱思哥利亚(Escorial)修道院图书馆所藏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叶逢春本。怎样确定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魏安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通过“串句脱文”来比较。他指出：“在一本书流传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生一种很特殊的抄写错误，那就是如果在几行之内再次出现相同的(或略同的)词(或词组)，抄写者在抄写的时候很容易抄到第一次出现的词(或词组)，然后在原文里看错地方，而从相同的词(或词组)第二次出现的地方继续抄下去，结果是新抄的本子里脱漏一段文字。因为抄写者是读串了句子，这种抄写错误可以名为‘串句脱文’(英文叫做homoeoteleuton)。”“因为串句脱文既容易辩认且多出现，所以是很适合作为确定版本关系的证据。”“原则上可以判断，假如甲本在一个地方有串句脱文，而乙本不脱文，那么乙本不可能出于甲本，但甲本有可能出于乙本或者乙本的一个祖本；也可以判断，假如几种版本都有同一处串句脱文，它们必定都出于一个共同的祖本。”他在各本《三国演义》里总共找出了154个串句脱文例子。在此基础上，他将现存的《三国》版本分为AB、CD两大系统，认为《三国演义》版本的基本演化关系是这样：元末明初，罗贯中写成原本《三国演义》；经过一段时间的流传，罗氏原本演化为现存各种版本的共同祖本──“元祖本”，其特色是正文分为10卷，每卷首记录该卷的年代起讫，卷首有总歌，有许多夹注，但是没有任何关于(花)关索的情节，也没有周静轩的咏史诗；元祖本分化为AB系统的祖本和CD系统的祖本，分别在明中叶刊行，AB系统均为官本或江南本，其读者多来自士大夫阶层，CD系统均为闽本，其读者多来自小市民阶层；AB系统祖本的主要变化是：正文改分为12卷，每卷后记录该卷的年代起讫，卷一首的总歌被去掉，正文中增入引自《资治通鉴纲目集览》等史书的注释及论赞，等等；CD系统祖本的主要变化是正文中增入周静轩诗72首；由CD系统分出的C1分支，正文改分为20卷，增入花关索故事；D支，正文改分为20卷，增入关索故事；AB系统中的B支，逐步演化出夏振宇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评本、毛本，等等。魏安对版本的掌握相当全面，其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意义，因而其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当然，魏安的研究也有可议之处，其结论是否完全正确，尚需作进一步的考察。
2003年9月，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首都师范大学数字校园建设中心、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古典小说数字化研讨会暨第二届《三国演义》版本研讨会”，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会议期间，中外学者对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刘世德将其与叶逢春本《三国志传》进行比较，以“人数变化一百例”、“人名变化二百例”为论据，坚持认为它是反映了《三国演义》原本面貌，或更接近原作面貌的版本。杜贵晨则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日本学者金文京介绍了嘉靖元年本中一个重要的、以往一直被忽略的现象──“圈发”问题。所谓“圈发”，是指用圈点的方式表示字的声调。嘉靖元年本中某些字有圈发，而《永乐大典》也多有圈发，明代宫廷出版的所谓内府本中，几乎都有圈发。据此，“似乎可以初步肯定嘉靖本是内府本。”沈伯俊在作会议小结时指出：在《三国演义》版本源流问题上，大家都承认嘉靖元年刊本是现存最早的版本，但它是否最接近罗贯中原作面貌的版本，则还有两种不同观点；大家都承认“通俗演义”与《三国志传》这两大版本系统的并存，而对这两大系统的先后关系，仍然有各种不同见解。因此，需要中外学者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广泛收集新的或过去被忽视的资料，深入钻研，平等争鸣，力求取得更大的突破。
二、黄正甫本《三国志传》是否《三国演义》的最早刊本
1994年，张志和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乃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考──兼说嘉靖本非最早刻本亦非罗贯中原作》一文(署名张志合)，率先提出被孙楷第先生判定为“明天启间刊本”的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是《三国演义》最早刻本，成书的上限为弘治十三年(1500年)以前，下限为弘治十七年(1504年)。此后，他又陆续发表多篇论文，并汇集为《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一书。所谓“三大疑案”，是指《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版本源流和作者这三大令人关注并引起争论的问题，三者又是密切相关的。全书的基本观点是：“《三国演义》的成书时间不在元末明初，而是在明中叶。”“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不是该书的最早刊本，明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才是该书的祖本，其成书时间比嘉靖壬午本约早20年以上。”“罗贯中不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也不是小说家。<三国演义>是由自北宋至明中叶的说书艺人和戏曲艺人长期演说逐渐形成的。该书的最后写定者是一位不知名的下层文人。”其主要论据是：(1)黄正甫本卷首有博古生所作《三国志叙》，字为手写体；次为《全像三国全编目录》，字为仿宋体；再次为《三国志君臣姓名附录》；再次为正文。自《君臣姓名附录》以下字体同目录以及《叙》不一致，为较粗糙的简体字。“从上述字体的明显不同这一点看，这个本子显然不是明天启间刊本，而只能说它的封面、叙、目录、君臣姓氏附录是天启间补刻，正文则是旧版。”(2)黄正甫本卷十三有关庞德部将“伍伯”的两处叙述，在嘉靖壬午本中都变成了“五百人”，以致叙述错乱不通(“伍伯”本非人名，而是古代吏卒职名)。(3)嘉靖壬午本卷十二《张永年反难杨修》一节中有曹操“遂令扯碎其书烧之”一语，此句下有注云：“柴世宗时方刊板。旧本书作‘板’，差矣。”而黄正甫本卷十《张松反难杨修》一节中，此句正作“操令破板焚之”，可见它正是嘉靖壬午本注中所说的“旧本”。(4)黄正甫本引用了60余首周静轩诗，时间“应当是在周隐居之后而未去世之前”，而“周静轩大体上是生活在15世纪的下半叶，最多活到16世纪初”。加之黄正甫本中没有尹直为诸葛亮作的赞词，而尹直《名相赞》一书有弘治甲子(1504年)春二月自序，该书当即刻于此年，“这也可确证黄正甫本的刊刻时间必在弘治甲子(1504年)以前，实比嘉靖壬午(1522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刊刻时间早二十年以上。”
张志和的观点，因其反复阐说和多处转载而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但也在《三国》研究界引起了诸多质疑和辩驳。在中国学者中，认为黄正甫本并非《三国演义》的最早刊本的论文，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篇：
一是张宗伟的《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非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与张志合先生商榷》。文章认为：“黄正甫刊本不仅不是今见《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而且是《三国演义》今存明刊本中出现较晚的一种，孙楷第先生把它定为明天启间刊本是可靠的。”文章首先针对张志和的第一条论据，指出：“姑不论手写体、仿宋体、简体字的分法是否合理，就算叙、目录和正文的字体风格不尽统一，那也是完全正常的，现存许多明刊本《三国演义》都有这种情况……因此字体的不同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文章又指出，张志和提出的三个例证(关于“伍伯”，《张永年反难杨修》回的一条小字注，“周静轩诗”)，“几乎适用于所有现存的闽刻本，而显然不能说所有这些闽刻本都是今见《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文章进一步指出：“黄正甫刊本书前《叙》所署时间‘癸亥春’(1623年)就是该书的刊行时间”；而黄正甫本人的生活年代对于考察黄正甫刊本的成书时间更为重要。黄正甫之侄黄国聘，生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卒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则黄正甫的生活年代当在万历天启年间。就算黄正甫比他的侄子年长三四十岁，他的生年也绝不会早于嘉靖本的时间即嘉靖元年(1522年)，更别说早于1500年了。而张文是把1500年前后作为黄正甫刊本的成书年代的，当时黄正甫还未出生呢！”
二是章培恒的《关于<三国演义>的黄正甫本》。文章不同意张志和提出的黄正甫刊本“是目前国内所能见到的《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的观点，对其论据作了全面的辨证。(一)张志和从黄正甫本内容中找出两个例子，作为其早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证据。其实，这两个例子都已见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叶逢春刻的《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且文字较黄本为胜。尽管叶本保留了“旧本”的某些面貌，但这绝不意味着叶本是早于嘉靖壬午本的一种本子。对于黄本，当然也只能这样说。至于以黄本不收尹直《名相赞》中关于诸葛亮的赞而收有不少所谓周静轩的诗为理由，判定它刊刻的上限为弘治十三年(1500年)以前，下限为弘治十七年(1504年)，也站不住脚；因为叶本也有同样情况，但它却明明刻于嘉靖二十七年。(二)黄正甫本卷首有博古生写于癸亥春正月的《三国志叙》，一般认为此“癸亥”即天启三年癸亥(1623年)。张志和因此“叙”为手写体，其次的目录字体也与正文不一致，便认为“这个本子显然不是明天启间刻本，而只能说它的封面、《三国志叙》、目录是天启间刻，正文则是旧板”。文章认为张氏所指为明代后期坊刻小说、戏曲的常见现象，不能据此否定“叙”、目录与正文刻于同时。(三)指出黄正甫本实出于叶逢春本一系的本子之后，证据是：(1)叶本十卷，黄本二十卷，实系将十卷分拆而成，第七、八卷尚留有分拆之迹。(2)黄本已经是经过删削的简本，其前必有供其删削的繁本，而叶本正是此类繁本。(3)叶本尚无后加的关索故事，而黄本已有。(4)叶本有嘉靖二十七年序，黄本的叙为天启癸亥作，是黄本必出于叶本之后。文章的结论是：“张氏用来证明黄本早于嘉靖壬午本的证据无一条能够成立，而对于黄本的序写于天启间这一点他也并无异议，说黄本的版本乃是旧版又没有任何可以成立的证据。所以，我们仍只能承认黄本是天启间刊本。”“黄本是一个后出的、草率而不负责任的本子。”
三是陈翔华的《<三国志演义>原编撰者及有关问题》。文章针对有学者认为黄正甫本《三国志传》是《三国》的最早刊本，未署作者名，于是便否定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原编撰者的观点，从三个方面予以辨析。(一)从刊行者的年里与刻书活动来看。通过考证，说明黄正甫乃是明代福建建宁府建阳县崇化里书林(今书坊乡)人，大约生于隆庆三至五年(1569～1571年)或稍后。由于隆庆只有六年，由此而知，黄正甫的主要活动年代大约在明万历、天启间。如果说黄正甫大约在弘治十三年(1500年)以前，即他出生前约七十年左右，便已刊行这部《三国志传》，就令人难以置信了。除了《三国志传》，黄正甫刻印的其他几部通俗畅销书，也都刊行于万历年间。(二)从黄正甫本《三国志传》自身的情况来看。此书乃孤本，仅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是1935年原北图从琉璃厂书肆购得的，二十卷八册，金镶玉重装本。(1)关于正文。此本各卷卷端所刻书名，都有“新刻”、“考订”等字样，表明黄正甫本决非“最早刻本”。而将黄正甫本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刊刻的余象斗双峰堂刻本《批评三国志传》比较，不难发现其多处文字是经过改易的，刊刻时间应在双峰堂本之后。(2)关于“叙”、“目录”等正文卷前文字与所谓“封面”问题。有人认为正文比“叙”、“目录”早，“刊刻时间大约应当在公元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以前”。其实，单就字体而言，很难断定这些卷首资料与正文刊刻时间的先后。而正文中的一些错误与卷首的《君臣姓氏》颇为相似，令人难以相信正文与卷首刊刻时间距离竟达一百二十多年之久。至于所谓黄正甫本的“封面”，实指其书皮。其纸当产于民国时(最早不过于清末)，是民国年间重装时加上去的，根本不是天启三年的原物；况且书皮上的字也不是刻印的，而是重装后用墨笔添写上去的。将此民国年间所加的书皮当作天启三年之物，并用作刊刻时间先后的例证，可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总之，黄正甫本刊行于天启年间，而绝不是什么“最早刻本”。(三)综观明代的著述记载、版刻记录等资料，可以肯定，长篇巨著《三国志演义》的原编撰者即罗贯中。
在2003年9月举行的“第二届《三国演义》版本研讨会”上，日本学者中川谕提交了《<三国演义>诸本三系统与黄正甫本<三国志传>的性质》一文。文章通过不同版本的文字比较，认为黄正甫本属于二十卷简本系统，其文字是由删略繁本而成；既然如此，黄正甫本就决不是最早的《三国》版本。他还发现了能够证明黄正甫活跃在万历末年前后的有力证据──日本内阁文库收藏的《兴贤日记故事》。该书卷首题署为“洪都詹应用竹校正／书林黄正甫绣梓”，木记则写明“万历辛亥孟夏月／书林黄正甫绣梓”。“万历辛亥”即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可见黄正甫活跃于万历末年。而黄正甫本《三国志传》序文所署“癸亥”即天启三年(1623年)，因此，它应该刊行于天启三年。
然而，张志和提交给2003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第十六届《三国演义》研讨会的论文《略谈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前出现的几种<三国志传>版本》，仍然坚持认为：“在《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中，今所见最早刻本亦即该书的祖本是明代建阳书林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是《三国演义》版本中的最早刻本，该书中保留着草创初成的种种明显痕迹，这些痕迹的存在以及后来出现的版本对这些痕迹的因袭与修改，成为确定其他版本流传情况的明显标志。”为此，一些学者与张志和展开了比较热烈的争论。我认为，张志和这篇论文提出的“通过各种版本文字内容的详细对勘，寻找其具有特征性的痕迹，来确定各种版本的源流关系”的主张是合理的，他就黄正甫本、朱鼎臣本、乔山堂本概括的几个共同特征，对不同版本中周静轩诗的存、删情况的分析也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他的核心观点和基本论据却缺乏说服力；特别是面对张宗伟、章培恒、陈翔华诸先生所作的考证和中川谕先生发现的证据，他理应认真阅读，予以正面回应，才能证明自己的观点，否则便应考虑放弃。通过这场争论，更多的学者也可进一步深化对《三国》版本源流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