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手法各有所长。

杜牧和李商隐的咏史诗创作手法在某些方面是有相同之处的。如杜牧的《西江怀古》《经古行宫》等传世名篇，诗人把古和今、情与景融为浑然一体，风格悲慷，气度恢弘，遣词造句登峰造极，其中意境耐人寻味。李商隐的诗作则是步步玄机，一处一景，思绪千年，引人遐想，好似漫不经心，细品却回味无穷。

他们两人在表现手法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杜牧在诗中掺杂的历史典故大多为人熟知，而且用典很少。李商隐则在诗作中大量用典，几乎句句是典，有的诗句甚至字字是典，而且有的历史典故还比较冷僻，同时作者还善于改造典故，为诗所用。

这就使得李商隐的诗相对典雅华贵，杜牧的诗相对清俊朴素。杜牧的诗读起来比较容易理解，而李商隐的诗，虽然大量的典故运用让读者理解起来很费周折，但是却大大拓展了诗作的表现深度和广度，也成为李商隐诗作的特点之一。

艺术风格各有特点。

杜牧和李商隐的咏史诗多为近诗，在此之前，咏史诗大多为古体。他们二人都受到了刘禹锡的影响，将咏史诗的体裁进行了拓展。在杜牧和李商隐的咏史诗中，最为常见的是七绝。两人的七绝咏史诗，不管是立意，还是结构，都颇具匠心，从而成为唐诗中的耀眼明珠。

但是二人在艺术风格上略有不同，李商隐的诗作熔铸了杜甫的沉郁、齐梁之诗的浓彩、李贺的象征等，形成了华丽精致、内涵幽远的风格特点。

李商隐的诗巧妙地把自己的观点通过委婉的叙事和抒情表达出来，往往点到即止，并不点破。例如《龙池》一诗，诗人简单选取了一个日常生活的片段来写，看似平淡无奇，但是尖锐地讽刺了唐玄宗父夺子妃的荒诞行径。

杜牧的咏史诗则比较重视立意，一般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典故，表达的思想和见解比较新奇，角度比较新颖，表现出了极高的胆识，因此杜牧的风格比较明快，相对于李商隐的幽远，更多了几分俊朗飒爽。风格的不同，造成二人借古喻今方式的不同。

杜牧因为立意高远，很少针对某一事某一人进行评论，而是更多的从整个时代的角度，整个社会为背景进行评述，他的诗大多是间接地对当下的时代进行笼统影射和评论。李商隐更着重于细微之处，他的咏古诗更多是对某一个具体的人或者某一件具体的事情发表评论，例如他的《过景陵》，讽刺了帝王热衷于服用金丹求仙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