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
马学庆，本科学历，现任宁陵县史志办主任，宁陵县商务局党委书记、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员、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商丘市优秀青年科技专家、宁陵县政协常委、宁陵县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先后在国家、省、市级媒体发表论文、文学等各类文章千余篇，著作有《范仲淹与商丘》《寻踪梁园》《古宋七子》《殷宋五泽》《一岭十八岗》《大明名贤吕坤》《宁陵通史》《厚重宁陵》《古葛探源》《己吾考略》《老坚决》《马学庆文集》等十余部。
【阅读提示】
范仲淹之所以能光照干秋，源自他巨大的人格魅力和所散发出的人性光辉。而这种人格魅力和人性光辉，正是其思想的现实写照。如果对范仲淹忧乐思想进行深度剖析，不难发现其既有坚实而厚重的哲学基础，又有贯穿始终的鲜明主题、中心线索和核心价值。马学庆认为，范仲淹忧乐思想精神内涵主要包括“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民本情怀、“思变其道，国家驽固基本”的变革观念、“论说必本于仁义”的仁德思想。从这四个方面，我们可以感悟到一代思想大师的高尚节操与不朽影响。
忧乐思想中的担当意识
大家比较熟悉的《三字经》中有这样一句：“范仲淹，怀天下。”这里“怀天下”，其实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以天下为己任”还是朱熹对范仲淹精神的高度概括和评价，指出了范仲淹的担当意识。
担当是接受并负起责任，是一种勇于接受的态度，更是一种敢于负责的行动。敢于负责，是作为人最起码的道德品质，而勇于接受则是作为“优秀人”最初的入口。
范仲淹一生，为国家忧，为人民忧，为社稷忧，“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始终伴其左右。古人极为推崇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价值观。而“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立志又为士大夫立德、立功、立言的前提。根据宋人赵善璙的《自警编》记载，范仲淹少年时期，曾为自己的将来设想了两条人生道路：一是做良相，一是做良医。从这不难看出，范仲淹小小年纪就已经有了“怀天下”的担当意识。而后，范仲淹不论是艰苦求学，还是入仕为宦，始终都坚持了自己的宏伟志向和大无畏的士大夫精神，表现出其“灵泉在天半，狂波不能侵。神蛟穴其中，渴虎不敢临”的自信气质和进取精神。
即使是年老之后，范仲淹依然保持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豪情壮志。其晚年所作《阅古堂诗》中，清晰地表达了自己心怀天下的担当。如“既瞻古人像，必求古人心。彼或所存远，我将所得深。仁与智可尚，忠与义可钦。吾爱古贤守，馨德神祇歆”。再如“仆已白发翁，量力欲投簪。公方青春期，抱道当作霖。四夷气须夺，百代病可针。河湟议始行，汉唐功必寻”。都很好地展现了他的精神内核。
至临终《遗表》，范仲淹依然写出了：“伏望陛下调和六气，会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警于未形，恐于未炽。”这其中蕴藏着他强烈的担当意识和至深至切的忧国忧民之情。
忧乐思想中的民本情怀
富弼在《范文正公墓志铭》中这样写道：“（公）自始仕，慨然已有康济之志……历补外职，以严明驭吏，使不得欺，于是民皆受其赐。”这很好地总结了范仲淹的民本情怀。
范仲淹一生历官十多个州县，每到一处，都能深入民间，体察民情，顺应民意，上为朝廷分忧，下为百姓谋利。他采取奖劝农桑、兴修水利、赈穷救灾等措施，身体力行地为百姓解决实际困难，踏踏实实地做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他在泰州修筑堤坝、睦州兴学、苏州治水、饶州除弊、杭州救荒、青州赈灾，都反映出了时刻忧民、爱民的民本思想。
范仲淹曾引用老子的话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富，我无事而民自朴。’此则述古之风，以警多事之时也。三代以还，异于太古。王天下者，身先教化，使民从善。故《礼》曰：‘人君谨其所好恶，君好之，则民从之。’”君以民为自己的身体，不能打扰它、损伤它、掠夺它，要安顿它、保养它、维护它。尧、舜、禹、汤、文王、周公等圣人始终以民为体，故成至化，智者归之：桀纣、秦王、隋场帝则不以民为体，好利欲、乐兵刑、贪逸豫，不好谏净、不讲仁义、不兴恭俭，最终导致丧乱之祸。这是范仲淹对历史兴替的洞见，时至今日它也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忧乐思想中的变革观念
作为范仲淹忧乐思想重要哲学基础的变革观念，则主要来源于《周易》等经典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哲学智慧。在范仲淹看来，面临不能发展的局面时，必须改变现状，进行变革和革命；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就祸及邦国；维新更张，崇尚变通，将泽被万民。
范仲淹独将变法维新和忧乐思想的经典依据归宗于《周易》，这既是由《周易》自身的内
容特色以及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来决定的，也是由变法维新和忧乐思想的本质属性来决定的。变法维新的目的就是要打破过时的、落后的思维方式，用进步的、合理的价值观念来取代它。
正是基于《周易》变通变革理念的深刻启迪和影响，范仲淹反复引用《周易》关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一言天下之理有所穷塞，则思变通之道的至理名言，来阐述其变革思想，并在《上执政书》中以此为理论根基将通变理念引申和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以“革故鼎新”的勇气，提出“思变其道，国家磐固基本”的主要政治见解和社会变革理念。
在《易义》一文中，范仲淹对《周易》卦爻之辞作出了全新的解释，给予了革卦、鼎卦等卦新的内涵。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出《周易》变革理念是范仲淹改革纲领的哲学基础。
忧乐思想中的仁德思想
追究忧乐思想的根源的话，会发现其源自仁德思想。范仲淹在《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一文中这样写道：“然则道者何？率性之谓也。从者何？由道之谓也。臣则由乎忠，子则由乎孝，行已由乎礼，制事由乎义，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范仲淹在此由道引申出臣事君以忠，子事父以孝，行事以礼，待人以义，利民以信，接物以仁。只有践行这些德性，才能立身行事，安邦济国。
范仲淹对韩愈非常推崇。在韩愈看来，唯有仁义才是儒学的核心价值，才是儒学标志性的思想。范仲淹继续了韩愈道统。他在应天府求学期间，埋头读书，“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所谓仁义，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既是范仲淹承继和发展儒家基本精神的重要方面，也是其仁德思想的集中体现。在范仲淹身上，最能体现他的精神境界的一点是他对亲邻、他人的“仁”和“义”。他那种从孝亲出发而派生出来的爱民、爱国的仁爱精神，那种为了捍卫民众和社稷利益而独立不惧、刚健有为的人格特质，那种俭约清廉、“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的大公无私精神，显示出经久的价值内涵。
范仲淹一生非常重“德”。他在《四德说》中较为详尽地阐述了自己“德”之思想。在政治上，范仲淹从维护和巩固宋廷统治秩序的目的出发，提出了以德为治，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宽猛相间的政治主张。范仲淹还专门写了《君以民为体赋》，为他的政治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所以说，崇德尚德也是范仲淹推行政治改革的思想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