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前186年），字子房，颍川城父（今河南郏县）人。秦末汉初杰出谋臣，西汉开国功臣，政治家，与韩信、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张良先辈在韩国任过五代韩王之国相。协助汉王刘邦赢得楚汉战争，建立大汉王朝，帮助吕后之子刘盈成为皇太子，册封为留侯。张良精通黄老之道，不恋权位，晚年随赤松子云游四海，汉高后二年（前186年）去世，谥号文成。汉高祖刘邦曾在洛阳南宫评价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从战国到秦汉时期，中国从“裂土分王”的割据状态转向大一统的专制王朝时期。统治者为了巩固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稳定，导演了功臣一幕幕“兔死狗烹”的悲剧。张良作为最高统治者刘邦钦定的“汉初三杰”之一，相比于韩信的身首异处和萧何的锒铛下狱，张良能够功成身退未受到政治迫害备受后人推崇。

从张良一生的事迹看，他未必有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但他确实没有政治野心。“五人集团”除了共同的敌人项羽外，在人格上视野上气质上几乎没有共同点。刘邦强悍，张良从容，萧何踏实，韩信软弱，陈平诡诈。张良是韩国贵族后裔，其余四人不是平民就是游民，刘邦、萧何一度是地方上卑微的小吏，改变不了他们的平民身份。

反秦先锋

张良的祖父、父亲前后做过五位韩国国君的相国，韩国灭亡时，张氏家族仅家童就有300人之多，可见这个贵族世家之显赫。生在钟鸣鼎食之家的张良，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刻骨铭心，他生命存在的意义的唯一所指就是复仇。

他不埋葬死去的弟弟，却不惜散尽家财用来招募刺客。博浪沙伏击秦始皇以失败告终，刺客牺牲，张良幸免脱险。张良的慷慨为顺利结识壮士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关键也许是张良的真诚打动了壮士，后者已视张良为知己。“士为知己者用”这一精神动力是壮士视死如归的原因。

博浪沙事件发生在大泽乡起义之前，这一事实证明真正的反秦先锋战士是张良，只有他在秦帝国不可一世的情况下孤独地反抗，只有他在孤立无援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日子里完全凭自己的意志追求预定的目标，“五人集团”中其余四人只是反秦潮流的追随者。

当刘邦心灰意冷、抛弃卑下的公职隐藏在深山、得过且过之时，当萧何作为一个秦帝国的小公务员、忙于应付日常公务之时，当韩信穷困潦倒、四处流浪之时，当陈平混迹于乡间、无所事事之时，张良则在精心准备刺杀秦始皇的计划。事情有难易之别，有风险大小之分。在秦王朝统治秩序分崩离析、反秦潮流此起彼伏之际，刘邦伺机起义，没有多少风险。萧何、韩信、陈平与刘邦一样，都是机会主义者，他们的风险比刘邦更小。

相比之下，张良具有非凡的意志与勇气，他要做的事情，无论在难度和风险上，比刘邦大得多。在秦帝国严刑峻法的恐怖氛围中，筹谋暗杀计划的风险之大，任何人都难以想象；在全副武装、戒备森严的保护下，实施暗杀行动的难度之大，可见一斑。博浪沙事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精心策划的孤注一掷，它的发生拉开了历史转折的序幕。

“圯上受书”是张良人生前半阶段和后半阶段的转折性事件。对于此事，宋代苏轼点出“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身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以过矣”。张良能够忍受圯上老人荒唐的无理要求，也许是一念之差，但常人不会有这种一念之差。

而张良一生只想做一件事——推翻秦王朝，其他任何事都可以置之度外；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都可以忍耐，接受，都可以泰然处之。他碰巧遇到了圯上老人的蛮横无理，他接受了无理要求。使得早期拥有盖世之才的张良，却“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与荆轲聂政之计”，一意去刺杀仇人秦始皇，最终能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足智多谋

张良的一生十分传奇，而一次传奇的经历，就足以让他名留青史。张良不恋富贵，他巧妙地把自己的功劳归于刘邦，婉言谢绝三万户的封邑，以谦让的姿态退领留侯。张良不爱财，他在楚汉相争的艰难岁月把刘邦赐给自己的黄金珠宝全部送给项伯，与他国破家亡之时散尽家财寻觅刺客属于同一逻辑。但他凭借经验常识就能判断各色人等对金银财宝的态度，他的贿赂策略有效地收买了峣关的秦军守将，使汉军顺利地突破了秦军防线。

张良足智多谋眼光敏锐，这是刘邦信任他的原因，刘邦对张良言听计从是刘邦信任张良的结果。乡间平民刘邦为胜利冲昏头脑，抵御不了秦帝国皇宫名犬良马、珍宝奇玉、娇姬美女的诱惑十分正常，但他听从张良的警诫，撤出咸阳，驻军灞上，却十分明智。

张良完全清楚，无论自己如何足智多谋，终究只是一个谋士，他的威信不可能也不应该超过刘邦。刘邦接受自己的建议，形式上必须是领袖最终拍板。面对楚汉相争的危急形势，张良提出“八不可”，从实际出发，驳斥郦食其唯德义是用的教条主义思路，让刘邦恍然大悟。刘邦缺乏判断力，也缺少预见力，而这一点恰恰是张良所长。

张良准确的判断力在建议刘邦封雍齿为侯，从而有效化解了封赏危机上，再一次得到了证明。张良的理由很充分，认为天下的土地有限，不可能人人得到封赏，如果刘邦只顾封赏自己的亲信功臣，就会得罪其他人，得不到封赏的功臣如果仅仅徒生怨气，问题还说不上严重，危险的是他们心怀疑虑，担心刘邦借故下毒手，因此他们可能铤而走险，聚集在一起就是准备谋反的信号，最好的消除疑虑的办法是尽快封赏雍齿。

雍齿虽然屡建奇功，但雍齿一贯轻辱刘邦，与刘邦宿怨极深，刘邦凭手中的权力随时可置雍齿于死地。刘邦封雍齿为什邡侯，就证明刘邦不计前嫌，其示范效应足以打消群臣的疑惧。因为刘邦的仇人都可以得到封赏，其余的人就可以安然无恙，造反也就没有必要。张良的逻辑在在有理，结果一场一触即发的内部分裂悄然无声地被窒息在萌芽状态。

张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谋士，而是战略家。张良关于建都关中的看法，已不是一时一事的计策，毕现张良战略家的开阔视野和敏锐的政治眼光，不妨抄录《史记·留侯世家》如下：

留侯曰：“滩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谓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诸葛亮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就通过《隆中对》为刘备描述出一个战略远景，是《隆中对》让诸葛亮名垂千古。但只要我们比较一下张良与诸葛亮的观点，不难发现两者的基本思想几乎完全相同。张良与诸葛亮都是战略家，相比之下，陈平只是一个诡计多端的谋士。

审时度势

秦王朝覆灭，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他在世俗层面上已经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他功成名就急流勇退，不是策略考虑而是境界使然。“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张良的自白不是托辞，他真心想与世隔绝，做一个无所羁绊无所顾虑的神仙隐士。

正像维持表面的交往关系依然还会交往，彻底反目就是各走各的路。张良功成身退主动远离权力中心，他躲避了官场游戏和人事纠纷，不必为逃避找借口。面对敌人，张良可以大显身手，面对同僚，面对复杂多变的利益关系，面对阴阳怪气的官场、尔虞我诈的名利场，他的才智已经找不到发挥作用的地方。

张良见风使舵的地方是大江大海，而不是阴沟暗流。他如鱼得水的地方已经不复存在，他成了多余的人，多余的人最好的选择是自我放逐。刘邦的遗嘱涉及重大人事安排，对核心人物进行了评价，却没有提及张良，最大可能是张良已经远离了权力中心，他成了被忘却的存在。

像张良这样出身高贵、德高望重、不图名利、洁身自好的人是不应该以威权相迫的，但张良却因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遭到了吕后的胁迫，不情愿地为吕后出谋划策。汉高祖刘邦因宠爱戚夫人，欲改立戚夫人之子为太子，出于担心刘盈的太子地位的不保，吕后向张良求救。张良以不干涉刘家的私事回避了吕后，但在吕后的使者吕泽措词强硬的威胁下，张良妥协了。

于是，在张良的巧妙安排下，天下闻名的商山四皓出现在太子刘盈的身边，这一象征性的场面意味着刘盈已经得到贤人的拥戴，刘盈作为刘邦的继承人乃是大势所趋。刘邦无可奈何，最终不得不打消废立的念头。

作为历史经验，废长立幼是权力过渡的大忌，张良十分清楚。我们不知道张良应该站出来说话却没有站出来说话的原因，但既然他为不愿意介入废立之事找到了一个借口，出于尊严的考虑他也不应该容忍吕后的要挟。他如果仅仅是体面的明哲保身也许无损他的尊严，但他婉言遭到拒绝后却不得不屈己从人，已经让他的人格蒙上了阴影。

张良不是伪君子，但一个尴尬的境遇足以让他蒙羞。也许张良认为他屈服于强权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既有悖他的贵族教养，也与他恬淡的孤傲气质格格不入。他不能原谅自己的软弱，正因为如此，他才下定决心远离权力中心。

结语

张良上半生身处战国末期的“裂土分王”时期，又经历亡国之痛，复仇之心还是终成一场空；张良下半生先帮这刘邦与秦朝斗，又帮着刘邦与项羽斗，又帮着吕后与功臣斗，同时还要留一份心思与刘邦、吕后，一生所系，幸苦如此。张良的一生可谓“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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