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解读：
褒禅山位于安徽省今马鞍山市含山县。惭愧的是，我在高中的时候虽然学过本文，却完全已经忘记了褒禅山居然在马鞍山，距我现在所在地车程不过九十公里。这两年因受疫情影响，哪儿都不方便出行，今读此文，不觉又兴起出游之心。公元1054年，时年34岁的王安石从舒州通判任上辞职，在回家的路上游览了褒禅山。三个月后，作者以追忆的方式写下了本文。
在文章第一段，作者交待了褒禅山名字的来历。褒禅山也称华山，因唐高僧慧褒曾在些修行，死后葬于此而得名。现在的慧空禅院，也就是安葬慧褒的地方。在慧空禅院往东五里许，有一个华山洞，以其在华山之南而命名。此处交待似乎不甚明白，为什么在山之南而命名为华山洞？想来是应该叫华阳洞？在离洞一百来步的地方，有石碑倒在路上，文章已经模糊不清，只有少许文字依稀可辨，上有“花山”，王安石认为是读音相近而产生的谬误以致错传。
以现在的标准而言，或者说以我的感觉而言，第一段着实不怎么样。一是华山洞的命名交待不清，二是“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有些拗口难懂，没有必要故作奇险，三是“华”和“花”在古代本来就是可以通用的，王安石不应该不知此理。华山也好，花山也好，其实是一个名字，而非读音上的错误。
前洞因地势平坦，有泉水从山侧而出，流水淙淙，记游的人甚多。沿山往上五六里有一个洞非常深，寒气颇重，即使喜欢旅游的人，也没有走到尽头，此即为后洞。王安石与四人带着火把而入，进得越深，路越难走，而所看到的景色越加奇幻。然而，有人因为疲惫，实际上可能是因为害怕，而以如果不出的话火把就要燃烧殆尽为由而不得不返回。王安石所能涉足的地方，不过喜欢旅游的人的十分之一，然而石壁上题记的人已经非常稀少。如果再往里走，想来游玩的人就更少了。出来的时候，有人埋怨着急返回者，王安石也认为当时他的体力还很充沛，火把也足够，是以有些后悔跟着出来，以至不能得到极尽探险旅游之乐。
如果把王安石和苏轼对比，会发现苏轼的文章色彩更浓，王安石更为恬淡。他在《石钟山记》中描写景色的时候，采用的是浓墨重彩的手法，极尽夸张，令人惊心动魄。然而在本文之中，王安石只是叙述了探险的过程，对景色只是“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一笔带过，究竟是怎么“难”，究竟是怎么“奇”，却一字不用，任由读者去想象。或者说，王安石写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写景，甚至也不是为了写褒禅山，他只是以此为道具，为后文铺陈之用而已。
王安石感叹说，古人对于天地山川，虫鱼鸟兽以及一草一木，之所以有所得，是因为他们思考非常深刻，而且时时处处都有。平坦而近的自然游人众多，艰险而远的，至者甚少。然而世间的奇伟瑰丽的非常之色，常在于险远之地，非有志之人不能到达，是以游者寥寥，人迹罕至。有志之人能够不随波逐流，倘若体力不足，也不能到达。有志向，有体力，不随波逐流，在幽暗昏惑之地如果没有辅助之物，比如火把、标识，也不可能到达。有力能至而不至，就会为他人留下笑柄，自己也会后悔。尽力而不至，则可以无悔矣，谁还会说三道四呢？
王安石从石碑倒下之后文字的湮灭导致山名的谬误，联想到很多古籍的失传，以致后世以讹传讹，偏离了其本来面目思想，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感叹说这也需要学者要深思熟虑，慎重取舍的啊。
王安石本文虽是游记，重点却不在游，而更在说理之上，而被《古文观止》选入，亦被选入高中课本。确实，在文章之中，作者抒发了为追寻大道而不避艰险的决心，认为“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也是他力主变法的精神支撑。常人之所以不能至，是因为志向毅力不足，或者是没有足够坚持在行进过程中为他人所改变，或者客观条件不允许。我们常说，一个人的成功，是自己的努力加上别人的成就，以及必要的环境，加上一定的运气。王安石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
然而，如果认真而论，王安石的观点也并不完全正确，甚至可以说，他的变法失败，在本文之中也有所征兆。第一、风景可能是越险远越美丽，但险远的未必都是风景，也可能是陷阱，不能剑走偏锋，一概而论。王安石的偏激，此处已有实现。第二、追寻大道是艰苦的，因为需要持续的坚持，几十年如一日。然而，大道本身却是显而易见人人皆可为的，比如诚信、仁爱，非是挟泰山以超北海，只是如为长者折枝那么轻而易举，差别在于为或不为、能否坚持而已。王安石在文章中将大道比为险远之地方能得到，毫无疑问错误的，恰恰就是老子所批评的“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治国亦是如此，没有那么多立竿见影的奇计，只有锲而不舍的坚持。王安石的变法，有很多是无法施行的措施，可能也是受其“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的思想影响。第三、能成大事者，绝不可能是孤胆英雄，孤身奋战，而一定是团结一致，互相扶持彼此成就，区区一个山洞之游，尚且“咎其欲出者”，让王安石“亦悔其随之”，何以成大事？
即使单纯从文章而言，亦非我所喜欢。第一段的不喜欢前已述及，或者可说是个人习惯。然而本文的说理太过勉强，似乎完全是为了说理而写文章，目的性太强，没有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意味。在结尾以碑文之失而联系到古籍的损毁，亦有些不伦不类，生拉硬拽之感。宋人崇理，然而相对于朱熹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以及杨万里的“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王安石多少还是有些生硬，缺少了点灵性。王安石的固执，大约也如同其文。用于治国，更非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