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留下了许多历史悬念：
范仲淹写此文时，其人并未到现场，那时他尚在邓州任上，而仅看滕子京托人送去的《洞庭晚秋图》应景而作。作为一个文学大家，如此闭门造车，是不是不负责任？
滕子京，原本很少人知道，却通过这篇文章中的“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能人和”而“流芳百世”，真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滕子京原本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范仲淹为其“政绩工程”粉饰，两人是一种什么关系？
一篇应景的纪念性文章，其纪念本身所描述的洞庭美景往往被人淡忘，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是时时被人想起的，并且成为了理想人格的追求标准，范仲淹的用意是什么？
其实，选用《岳阳楼记》作为范文入选教科书，文体或文本的意义远不及其道德教化的用心良苦。文章本身的文学价值或传世价值，此类文章早已汗牛充栋，本文无须赘言。只想就范仲淹与滕子京的关系来谈谈《岳阳楼记》的时代一些历史细节。
从已有的史料看，范仲淹确实没有到过现场，起码是滕氏岳阳楼修复后，在《岳阳楼记》写好之前没有去过。但据有关人士考评，范曾在洞庭湖边生活过一段时间，因此对洞庭湖的景象有较深的感受，所以一开笔就能写出“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如临之笔。
讨论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说一说滕与范的不同寻常的交往。《宋史》人物传中，滕在先，但耐人寻味的却民这样开头的：滕宗谅，字子京，河南人。与范仲淹同年举进士（大中祥符八年(1015)），其后范仲淹称其才，乃以泰州军事推官召试学士院。这样不是直接介绍其传主本人而是扯上别人的写法应属罕见，从中是否也暗示我们他们俩人关系确实不一般。
滕子京能被后人稍加关注，并非是《宋史》为他列了传，完全是因为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中对滕的溢美之词“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当然，就因为这句，还引发了后人对范氏文品的指谪，说其为后世搞政绩工程的粉饰者做了一个不好的榜样。这当然又是另一种看法了。
对滕子京，正史给人的印象是中性的，但奇怪的是其传中却没有涉及到任何一点有关重修岳阳楼的事，可能是因为他的作为有许多的争议吧。
滕氏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早些年有些论者还写过关于其是大贪官，称其利用修岳阳楼之际侵吞工程款，搜刮百姓钱财，其实椐史书载，岳阳楼的工程款虽然来路有些不正常，却也没有太扰民。这笔钱是滕子京搞有尝追债得来的。
滕氏的个性较强，行事也与众不同，当年朝庭 “审计”他在泾州时犒军十六万钱的帐目，可能帐有些糊涂，为了不牵连到更多的人，他竟然把帐本付之一炬，但最后只被降了一级了事，但范氏仍认为处罚太重。
某种程度上说，滕氏可以说是搞“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高手，同在岳州任上时，为了修一个防洪堤（当然这是好事、实事）-——偃虹堤，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也是凭着一张图和一些设想，求欧阳修为他写一个记。欧阳修乃一代文豪，自然也能象范氏那样妙笔生花，一挥而就《偃虹堤记》，言之凿凿，为滕氏大吹一通，甚至连工程用工多少人都“记”了。然而，文章传了几年后,同朝王振臣后至岳州为官，结果他慕名前去看名动朝野的“滕氏防洪堤”，结果却是子虚乌有。于是在《尘史》里毫不客气地揭露说：“治平末，予宰巴陵，首访是堤，郡人曰，滕未及作而去。”此类可笑的事情现在也常有，某些地方放卫星引进多少资金和产业，经济效益如何巨大，可几年后再去看，也常是胡弄百姓的。当然，这也可能是滕氏本来想做，但因为被调走，一下来不及，加上通迅又不如现在发达，未给欧阳先生发个电子邮件说明一下。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和当时的士大夫领袖范仲淹私交甚好。在我们惊讶之余，有些东西还是值得思考的。
有人认为是因为滕与范的政见较一致，而且滕氏还是范氏推行“庆历新政”的忠实的推者。在为数极少公然上书章献太后，要求太后还政给仁皇帝，他俩就是其中的两个。
然后，这只是表象上看的。其实，从《宋史》对他的评价——无余财及近年对其夫妻墓的发掘看，滕氏整体上是清廉的。作为政敌的司马光虽在他的《涑水纪闻》里，说了滕子京不少“经济问题”，却也不得不承认其在岳州“治为天下第一”；至于当年弹劾滕子京的那个燕度，受命“勘鞠”泾州过用公款案，调查后的结论也是“滕子京用钱分明，并无欺人入己”（《续资治通鉴》）。
那么，何以会产生诸多对滕氏的非议呢？这可能是与滕的个性有关。《宋史.滕宗谅传》其传中有这样的评价：子京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所莅州喜建学，而湖州为最盛，学者倾江、淮间。
纵观滕氏同时代一些人的记述及对滕的评价，整体上有几个的共同点：一是滕氏有才。与范同年进士，说明学识不会不错，且范的儿子在《过庭录》中载“子京身负大才”，也颇能说明问题。二是滕氏能力较强。无论是在知泾州还是主政其他地方，工作都颇有起色，岳阳楼能在其主政一年后重修，亦是个例子。但滕氏行事往往多以雷霆手段，一般人难于接受，故也颇多微词。三是能办实事。其所主政过的地方，兴学、修水利、抓吏治、抚百姓还是懂得轻重缓急的，而且百姓口碑也不错。四是个性太强。原本其具有这样的素质，加上有范仲淹、欧阳修这样的朋友帮忙，应该是在官场上有发展前途的。但滕氏“尚气”、“倜傥自任”、不善于隐，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时还我行我素，故就难得有好人缘，非议也就较多，常被人“参”，却不愿意低头，我行我素，自然如此不懂官场规矩，难免会成为众矢之的，数次被贬、流浪江湖，但却死后“无余财”。
范仲淹与滕氏同年进士，对滕氏也较为了解，对其才一直是持肯定和欣赏的，屡次向朝庭举荐。在范氏推行“庆历新政”时，滕氏也是积极的推行者，尽管“庆历新政”短命，但两人之交情也就深厚起来。滕氏在泾州关于公钱案，也是在范氏的主张下基本上得以澄清，滕氏也就是被贬了事。
因此，说到这里，《岳阳楼记》这篇千古名文的产生也就可以有较明晰的脉络了。
范仲淹在官宦之中沉浮数十载，其艰辛与壮志难酬的体会要比一般人要深切得多。当他在邓州接到滕氏的《洞庭秋景图》和《求记》的书信时，其实他对滕氏在岳州的作为多少也有些了解，对老朋友能在打击之中没有消极而是仍有作为感到高兴。特别作为那个特定的年代和文人们对文化古迹的特殊情感，为朋友写一篇记自然也不好推却的。而且在这个时候，为朋友写上几笔，对朋友也当然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作为曾在洞庭湖畔生活过的范仲淹，对洞庭湖的风光景色是不需要实地去考察的，而是凭着心就能感受出来的。但如果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写上几句赞美的话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但范仲淹却没有简单地把朋友的要求应付了事，而是结合自身在数十年的官宦生涯及滕氏的荣辱沉浮，甚至人生的无奈作了一番深深的思考，于是用“文以载道”的方式，在记中阐述了“忧”与“乐”的深层思考与人生理想，也就成就了在各类应景文章中最具特色和影响的篇章。
通观《岳阳楼记》，其实对楼的建成与岳阳楼的景色作墨并不多，也可以说这种描述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那怕就是换成黄鹤楼，“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也未必就不能用。当然，作为记，也不可不实事求是地记下“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以及“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之类。但记中主要的笔墨却是从“霪雨菲菲”和“春和景明”两种景色的对比中引出对“忧”与“乐”、“庙堂”与“江湖”、“荣”与“辱”、“先天下”与“后天下”的思考与感概，借用“古仁人”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成了震撼人心的呐喊。千百年来，人们对《岳阳楼记》更多的记忆就是对“忧乐”的思考。而一篇应景文章，其实就成了一篇借景抒情的哲理美文，远远超出了一篇“记”的意义。
到了这里，谜底也就揭开了。据范纯仁在《过庭录》中载：滕子京负大才，为众忌疾，自庆阳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遗留）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文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
原来，作为一个诤友，益友，范仲淹借“记”暗含着对朋友的劝导，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和懂得忧患的士大夫，在任何挫折面前，都必须摆正心态，做到“宠辱皆忘”，把个人的一切不幸与无奈，全都化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我”的人生追求中去。“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是再明显不过了。当然后来仁宗把滕拔任富庶大郡徽州府（后又知苏州，故于任上），是不是与看了《岳》文有关，就不得而知了，当然，范氏要还滕氏一个本来的面目，也无可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