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左右失和多失利

公元前209年深秋，眼见吴广对荥阳久攻不下，急援荥阳的秦军又马上赶到，吴广的部属田臧坐不住了，他私下跟几位将领商量说，秦军一到我们必败，吴广骄横还不懂指挥，不值得跟他商量对策，“非诛之，事恐败。”于是，田臧杀了吴广后，把其脑袋献给了也对吴广有意见的陈胜。跟吴广一样，陈胜也死于自己人的刀下。当年年底，陈胜率领部队去下城父时，在途中被他的车夫庄贾杀害。将领互不信任、争权夺利以及不能容人的致命缺点，像病菌一样蔓延，推动着起义加速滑向失败。

2. 得寸进尺效应

心理学上有一个经典试验：两个村庄因为紧挨高速公路，交通事故频发。研究人员扮成义工，打算在每家村民的院子里竖个“小心驾驶”的警示牌。由于警示牌又丑又大，竖在院里极不协调。第一组扛着警示牌，在一个村庄里挨家挨户做工作，结果铩羽而归。第二组在另外一个村庄，首先只拿了个书本大小的警示牌，所有村民都乐意竖在院里。两周后，第二组的研究人员带着又丑又大的警示牌，再次来到该村庄。结果，绝大多数村民愿意在院子里竖起那个警示牌。一个人如果接受了别人一个小要求，那么对方在此基础上提出更高一点的要求，一般也会倾向于接受。心理学上称之为“登门槛效应”，也叫“得寸进尺效应”。

3. 赵匡胤奖励顶撞者

某日，赵匡胤在后苑挟弓弹雀，一人自称有急事请见。听完奏报，赵匡胤发现只是常事，怒不可遏：“这哪是急事！”来人说：“比弹雀要急。”于是，赵匡胤怒气全消，并赐其金帛。点评这件事，明代李贽在《史纲评要》中连用了7个“妙”字，并称“此人大是妙人”。赵匡胤奖励顶撞者，是因为此人一片公心、敢于直言。

4. 朱温悉擒应声者

一次，朱温与幕僚出大梁门外数十里，坐在一棵柳树下憩息。久之，朱温自言自语说：“好大柳树！”幕僚听罢，起身附和：“好大柳树！”过了一会，朱温又说：“好大柳树，可作车头。”言罢，末座的五六人站起回应：“好作车头！”此时，朱温勃然大怒：“柳树岂可作车头？”制作车头需用榆木，这是常识。朱温一语测试，找出了一批“应声虫”。朱温悉擒应声者，是因为这些人唯上谀上、是非不辨。

5. 南风效应

有一则寓言故事：北风和南风比威力，看谁先让行人脱掉大衣。北风猛烈地吹，行人为了抵御寒冷，把大衣裹得更紧；南风徐徐地吹，行人觉得暖和，就脱掉了大衣。结果很明显，南风获胜。这则寓言后来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叫做“南风效应”。

“南风效应”给人的启示是，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要特别注意沟通的方式方法。对一个单位而言，有效的内部沟通是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沟通得好，就能如南风那样，“不令而行”；沟通不好，就会像北风那样，“虽令不从”。

6. 用人非私于理

明朝内阁首辅杨溥主持朝政时，他儿子从湖北老家来京探望。杨溥问儿子：“沿途官员如何？”儿子回答：“所过州县之官，迎送馈赠都很热情、很殷勤，只有江陵知县范理接待简单、颇不为礼。”杨溥听完很诧异。一番考察后，他便向皇帝举荐范理，先提升其为德安府知府，再提拔其为布政司。有人劝范理去信致谢，范理说：“宰相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杨溥的胸怀度量、范理的铮铮风骨，千古之下令人倾倒。

7. 宋太宗自认不如唐太宗

《邵氏闻见录》载，宋太宗有一次问大臣们，我跟唐太宗比怎么样？众大臣异口同声地说，您就是尧、舜，唐太宗怎么比得了呢？只有丞相李昉没有随声附和，他朗诵了白居易的诗句：“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八百来归狱。”言下之意，与贞观之治相比，国家还存在很多问题。宋太宗明白了李昉的弦外之音，坦诚地说：“我不如唐太宗。”有的人只种花不栽刺，违心的话、谄媚的话、虚假的话张口就来。相反，那些老实人才会实事求是，既不欺人又不欺己，。

8. 多想想他人之忙

冯梦龙写有《半日闲》一文：“有贵人游僧舍，酒酣，诵唐人诗云：‘因过竹园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僧闻而笑之。贵人问僧何笑，僧曰：‘尊官得半日闲，老僧却忙了三日。’”半日闲与三日忙，对比强烈，颇具警示意味。联想到现实生活，也提醒少数领导干部，多想想基层官兵之忙。

9. 筑牢“不想”的思想堤坝

清代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中，有一个令人叫绝的“自诛阵”：此阵不布一兵一卒，而是布了酒色财气“四关”。只有意志坚强、操守坚定的人才能走出来，而那些见酒而醉、见色而淫、见财而贪、见气而怒的，无一例外都命丧阵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筑牢“不想”的思想堤坝至关重要。

10. 向死而谏社稷心

《隋唐嘉话》记载，大理寺卿徐有功，每次武则天无故杀人，都要依据法律当庭谏诤。有一次，君臣反复争辩，言辞愈厉，武后大怒，“令拽出斩之”。即便如此，徐有功仍毫不妥协：“臣身虽死，法终不可改。”虽临刑得免，如是再三，终不改忠谏之心。宁可丢掉性命，也要据理力争，向死而谏。这样的忠谏之士，历史上并不鲜见。

11. 战俘为何少7千人

1947年5月，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在山东省蒙阴县东南孟良崮地区，从国民党军重兵集结的中央，割歼国民党军“王牌中的王牌”、全部美械装备的整编74师。经过激烈战斗，我军攻下孟良崮主峰，击毙敌中将师长张灵甫，战斗胜利结束。然而在清点战果时，粟裕发现各纵队上报的击毙、俘虏人数加起来只有2.3万人，而敌整编74师有3万余人。粟裕马上下令逐个山头搜索残敌。结果在一个大山沟里发现了剩下的7千余人，部队迅速将其一网打尽，给威震全国的孟良崮战役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读完这一章节，笔者不仅深为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所振奋，而且对革命前辈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深感钦佩。

12.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公元前377年，子思向卫侯推荐苟变时说，苟变是领兵打仗的料，至少能当五百乘兵的将军。卫侯听了后摇摇头说，我知道他可为将，但他在收赋时曾白吃了百姓两个鸡蛋，所以不能为将。子思听了后劝道，圣人选人如工匠选木，好工匠哪能丢弃仅有几尺朽木的好木头呢？担心卫侯还听不进去，子思又提醒说：“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卫侯恍然大悟，很快任苟变为将。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人也不例外，有所长，也有所短；有优点，也有缺点；有成绩，也有过错。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没有全知全能的完人。用人所长，基业就会地久天长。

13. 满腹皆书亦能害事

纪昀笔下的刘羽冲极具代表性。刘羽冲偶得古兵书，伏读经年，自认为可以带兵十万。适逢有土寇作乱，他操练乡兵与之角斗，结果不但全队溃覆，自己还差点被擒。后来，刘羽冲又得古水利书，伏读经年，自认为可使千里成沃壤。他绘了幅水利图游说州官，州官让他到某村一试。孰料，沟渠修成后，大水顺着渠道往村里灌，村民几乎都成了“鱼”。管住自己的学问，勿使作祟。要知道，如果错置错用、作伥作祟，学问越大，危害也越大。

14. 岂能美恶皆言好

冯梦龙在《古今谭概》记载：后汉司马徽不谈人短，与人语，美恶皆言好。有人问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陈子死，答曰：“大好。”妻责之曰：“人以君有德，故此相告，何闻人子死，反亦言好？”徽曰：“如卿之言亦大好。”好好先生由此而来。司马徽遇事皆说好，甚至听到别人的孩子死了也说好。如此行为，没有是非标准，没有客观意见，没有个人情感，冠以好好先生再贴切不过。事事随人，毫无主见，只能做别人思想的“跑马场”。

15. 行廉与心廉

三国时，胡质在魏国任州郡长官多年，两袖清风，死后家无余财，只有朝廷赏赐的衣服和数箱书籍而已。其子胡威后来官至刺史，政绩卓著。入晋以后，晋武帝问胡威：“卿孰与父清？”胡威答道：“臣清恐人不知，是为行廉；臣父清恐人知，虽为行廉实为心廉。”

在胡威看来，父亲的清廉是不声不响的，自己知道就行了，自己的清廉则是四处宣扬出来的，两者高下立判，一目了然。

16. “曲突徙薪”与“焦头烂额”

《汉书·霍光传》记载，汉宣帝即位时，霍氏家族因拥戴有功，骄横愈盛。茂陵徐生3次上书建议抑制霍家，否则霍氏可能逐步威胁到皇权。但汉宣帝没有采纳其建议。后来霍氏果然叛乱，告发霍家的人受到封赏，徐生却未被汉宣帝记起。试想，如果汉宣帝听从徐生的建议，“则国无裂土出爵之费，臣无逆乱诛灭之败”。有人以“曲突徙薪”的故事劝谏，汉宣帝才意识到自己的疏失。“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见祸于未萌。”预判风险所在是防范风险的前提，把握风险走向是谋求战略主动的关键。

17. 钓之务不在芳饰

《阙子》中讲到：鲁人有好钓者，以桂为饵，锻黄金之钩，错以银碧，垂翡翠之纶。其持竿处位即是，然其得鱼不几矣。此人钓鱼真是讲究，以名贵的桂香做饵料、锻造黄金做鱼钩仍嫌不够，又嵌上银丝和碧玉，就连鱼线都是由翠鸟的羽毛纺成的，却全然忘记了自己是要干什么的。众所周知，钓具是形式，钓鱼才是目的。如果钓不到什么鱼，钓具再好有什么用。可见，“钓之务不在芳饰”，而在“钓到鱼”这一实效。探究起来，这个鲁人犯了形式主义的病，而且病得不轻。

18. 拒重金叹失鱼

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中记载，五茸的叶桐山任河间通判，负责发送粮饷，到继任者来交接，余资已累至三千金。按照过去的惯例，桐山本可在离任时拿走这笔钱，可他悉置不问。继任者得知，遣人拿着钱追至途中，“以成例请”。桐山说：“不受羡，即吾例也。”并命其把钱带回去。桐山在任时并无多少积蓄，回乡后常常连稠粥都喝不上。一次捕鱼，童子张网弄丢了一条大鱼，桐山大为叹息，妻子说：“三千金你都不要，一条鱼值几个钱？”桐山听罢抚掌大笑。从拒重金到叹失鱼，从很洒脱到很计较，这个重名节、远成例、苦营生的形象生动又真实，可敬之余还有几分可爱。

19. 背着“黑锅”前行

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记载了一则故事。时逢宋夏交战，陕西的百姓多有逃匿。为了督促百姓参与转运粮食、支持前线作战，京兆府的官员杨谭、林特采取了一些强制措施，长安城内的富豪大户，只要不肯运粮，就“锁而杖之”——戴上枷锁责打。于是，长安城内流传起这样的歌谣：“杨谭见手先教锁，林特逢头便索枷。”两人的严厉做法，虽然导致怨声载道，但也没人再敢逃匿。与京兆府相比，其它一些地区采取的措施比较宽松，但其结果是，秩序难以维持，转运粮食不力，战事失利，“人畜死者十八九”。于是，杨谭、林特“得罪”了的那些百姓，终于回过神来，对这两名官员大加称颂。后来，二人都得到重用，杨谭官至谏议大夫，林特当上了尚书。从“得罪人”到“得人心”，这样的转变颇有戏剧性。可见，对于关键时期的关键问题，如何作出抉择，不能只看大家当时是否乐意，而要以大局为重、为长远考虑。有时，背着“黑锅”前行，是为官者必须经历的修行。

20. 公私两个口袋要分清

黄开群在战争中负伤右眼失明后，被调整负责后勤工作。老伴郝书琴经常对人讲：“老黄这辈子干革命分为两截，一截拿枪杆子，一截拎钱串子。”并不无幽默地说：“俺家老黄尽管只有一只眼，可对待公与私从来不睁只眼闭只眼。”黄开群过生日时，一位老部下送了副对联：“一只眼睛看得真看得准一目了然，两个口袋分得清分得明两袖清风。”横批是：“一清二白”。老两口看了很高兴。共产党人的权力姓“公”不姓“私”。严格区分公与私的界限，这是每个党员干部所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