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这是一个悲哀的年份。这一年，一代明君圣主宋仁宗病逝，结束了他长达四十二年的帝王生涯，也结束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罕有的一个盛世时代。而在仁宗病逝前一个月，庞籍病逝，享年七十六岁。司马光以子侄之礼吊唁，并以对待母亲的礼仪参拜庞籍的夫人，对待庞籍的儿子们就像自己的弟弟一般。
宋仁宗一直有一个心病，就是他没有自己的儿子，出生的皇子都是早夭，随着他年龄越来越大，生儿子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大臣们把建储当作大宋朝的头等大事。庞籍、包拯都曾经劝宋仁宗建储。可是宋仁宗一方面寄希望于自己还能生出亲儿子，一方面对于宗室晚辈也在考察和犹豫之中，所以对大臣们反复唠叨甚至逼迫自己立太子的事情很反感。这件事情最早发起者是范镇，这是一位非常正直也非常耿直的言官，认准了一件事，一条路跑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他几乎是天天说、反复说、正着说、反着说，总之就是要仁宗建储，把仁宗烦的无可奈何，只能躲着他。仁宗真是一位仁慈的好皇帝，放在明清两朝，不管大臣出发点好不好，像范镇这样天天惹皇帝心烦的大臣，估计早就杀了。
范镇第一次上书，在朝廷上首先提出要皇帝建储，立刻引起了大臣们的连锁反应。司马光那个时候还在并州，他一方面也连续上书劝皇帝建储，一方面给范镇写信，鼓励他坚持已见。
在仁宗身体不豫期间，司马光被任命为起居注官，就是给皇帝修实录的官员。起居注官每天要把皇帝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所以虽然职位不高，但是能时时刻刻近距离接触皇帝。有一天仁宗独处的时候，司马光当面向皇帝再次建议建储。仁宗看了看这位身边的小官，问了他一句：“你觉得立谁做太子？”这是一把刀，接得住是护身的宝刀，接不住就是要命的钢刀。大臣可以建议皇帝立太子，但是皇帝没有亲儿子的情况下，立谁当太子的问题，就不是大臣敢于建议的了，说不好就有擅言废立、图谋不轨的嫌疑了。司马光却早有准备，他从容建议：“立宗室贤者为嗣。”这句话就很有水平了。首先一点，无论谁当皇帝，都只能是赵家的人，大宋朝根本不会变；第二，就是选一个贤者，要能继承大统，延续赵宋江山的稳固；第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人皇帝您自己来选。这个太关键了，此刻如果司马光真的敢给皇帝提出某个具体人选，那么妄言废立大事、因言获罪是跑不了了，如果新皇帝再不是司马光建议的这个人选，那么新皇帝登基之日，就是司马光仕途终止之时了。
果然，仁宗听了司马光的话，一扫往日对大臣们的反感，而是大为感动，他对司马光说：如果不是忠臣，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司马光回家之后，立刻就选择宗室贤者建储一事，专门再上书给皇帝，书面详细地阐述了他的观点。皇帝非常高兴，下令将司马光的奏疏发给宰相们看，当时宋朝的宰相是韩琦，有才且强硬的人物。司马光给皇帝上书要求建储还被皇帝大加赞扬，这个事情如果就这样传出去，估计官场上很多人会恨死司马光，那些宰执大臣们也会觉得面子无光，司马光即便得到了皇帝的赏识，但是被实权派集体屏蔽，估计也难有发展。所以司马光非常聪明，皇帝把他的奏疏发给宰相的同时，他主动找到韩琦，对他说：“现在皇帝已经开始考虑建储的事情了，请宰执大人们赶快给皇帝上书，提出你们的建议人选。否则某一天，从宫里递出一张小纸条，上面写了某个宗室成员的名字，那么即便不是你们认可的人选，天下谁敢不服从呢？”这种既不居功，又能为别人着想的好同志、好青年，谁不喜欢谁不爱呢？韩琦立刻明白了司马光这么做，是要把立太子甚至立新君的功劳让给他韩大宰相，他自然心领神会。一面感谢了司马光，一面加紧上书仁宗讨论建储的具体人选。于是，几天以后，仁宗堂兄赵允让的第十三个儿子赵宗实被任命为宗正，没多久立为皇子。宋仁宗虽然没有儿子，但是他的堂兄赵允让却生了二十二个儿子。宋真宗赵恒是宋太宗赵炅的第三个儿子，赵炅的第四个儿子是赵元份，赵允让就是赵元份的儿子。赵宗实是赵允让第十三个儿子，被仁宗下令管理宗室事务，这是过继为皇子的前一个步骤。
不过这位赵宗实谦虚的过了头，他宁肯到处躲藏，也坚决不接受任何官职任命，甚至连仁宗赐给他皇子的身份都坚辞不受。因为他推辞的次数太多，态度太坚决，以至于仁宗都开始厌烦了，虽然宋朝有这种反复推辞然后不得已而接受以此显得很谦虚的官场潜规则，不过太多了，大家都疲惫不堪。特别是替皇帝反复写诏书然后反复劝赵宗实进宫的宰执大臣们，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出力最多，烦恼最多，但是还不敢撂挑子。这时又是司马光出来，他告诉韩琦：“对于本来不该有的富贵，皇子坚决推辞，这是多么贤良（官样的马屁该拍还是要拍）。但是父亲有召唤，儿子没有答复，那就是违背孝道；君王有召唤，大臣即便没有车也要马上出发，这是孔子定的规矩。请以做儿子、做臣子的大义来劝说皇子，他一定会接受的。”果然，这两个说法很有效，赵宗实乖乖地收拾行李进宫谢恩了，被仁宗赐名赵曙，不久以后即位，就是宋英宗。
宋英宗一直以韩琦为拥立有功的第一人，其实他能当上皇帝，始作俑者是司马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