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郑伯克段于鄢》时，就觉得全文旗帜鲜明地批判郑庄公很匪夷所思，就那点故事看，不足以形成如此定性的评价，也不足以形成如此不可扭转的偏见。就算是有色眼镜，那也总有戴上的原因吧？再看郑庄公的其他故事就懂了。下面这篇也是《左传》名篇，虽然短，把郑庄公的历史评价造成的原因写的清清楚楚，侧面告诉我们，古时候不可侵犯的王权和维护等级社会的礼制是不可逾越，即便能逾越得了事实，也逾越不了人心和煌煌史书的字字诛心。
周郑交质
春秋战国时期，两国交换质子是外交中常见的事，后来的大一统王朝，与外邦维系和平也多用质子或和亲手段。但这一外交手段是在双方“平级”的情况下进行的，或者说，在等级制度森严的礼制社会下，只有等级对等的国家之间达成这种交换才被认可，否则必然存在等级低的一方冒犯等级高的一方，这是古代社会不允许的。就春秋战国而言，交换质子只能存在于诸侯国之间。
周郑交质，也一样从题目上就写出了全篇的态度。周朝是各诸侯国的中央政权，从礼制上讲，各诸侯国是周朝的臣子，所谓诸侯国也不过是周朝给各个公爵分封的属地罢了。因此，周郑交质在礼制上，是对上的绝对冒犯，是对皇权的亵渎，在中国几千年的帝王统治社会，是永远的禁区。在周朝式微的情况下，郑国能够仗着实力强大和周朝做出这样的交换，虽然周天子不能改变、各诸侯国无权过问，但是，历史的评价可以永远把郑庄公钉在耻辱柱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前面讲到郑国内部的夺储家事，也处处挑着郑庄公的毛病，举着道德的大旗把郑庄公抹黑。这个有色眼镜是源于对周天子的冒犯。
事情是这样的：
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郑庄公和父亲郑武公都是周平王的卿士，卿士是周王朝的执政官，总管王朝政事，其权力之大可想而知，特别是周朝到了周平王这里，实际的执政者可以说就是郑庄公父子。但郑庄公即位后，周平王开始信任虢公，有心把郑庄公手中的权利转移到虢公手中。这让郑庄公非常不满意，于是产生了冒犯帝王的心念，也做了冒犯帝王的事情——“怨之”。因此，前句还被叫做庄公的人，到了后句就突然变成了“郑伯”，这被称作“春秋笔法”，一字定褒贬。不了解这一规则，读中国的史书常常就被诡谲多变的人称搞晕了。
小心翼翼在自己的臣属国之间求生存的周天子自然是不敢说真话，但假话也说的不够诚恳，只是用一句“没有”搪塞了过去。但郑庄公不会把这种回答当真，他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保障。此时的郑庄公就没有了对付弟弟时的淡定和放长线钓大鱼了，郑庄公马上采取了相互交换质子的做法，以保障自己在周朝朝堂上的权力稳固。这种性格的前后变化也是很值得品味的，不能不说任何历史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书写者书写的历史。
在交换质子的书写上，左公先写了王子狐为质子到郑国，郑公子忽到周为质子，这又是进一步的冒犯，只有周朝的质子先到，郑国的质子才能到位。虽然原文并没有专门强调这种先后逻辑，但是行文的安排上，在古人惜字如金的史家笔法上已经是一种明确的表达了，历代的读书人也都是这样理解的，这些可以根据《左传》的各种注解看到。
但周与郑摇摇欲坠的关系并没有因为交换了质子就获得了真正的稳固，在周天子驾崩后，朝堂动荡之际，周人还是倾向于把郑庄公手中的权力夺回，付之于虢公。周平王驾崩，作为质子的王子，此时没有了实际意义，无论是谁即位，王子都不再是王子，不过是一个皇亲，在国家政治问题上，是无足轻重的。这在周朝人的选择上也能看得出来，他们就是不再顾虑质子的安全，打算任命虢公为卿士。当然，仅仅是打算。大权在握的郑庄公是不会坐以待毙的。
根据历史记载，周天子在三月崩，文中说郑庄公四月就发动了对中央政权的战争。率军的大将叫做祭足，怎么看着这个名字就与周天子崩有点联系，可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给周天子祭祀呢！以周朝当时的境况，郑国出师大捷是必然的，春天发动战争直取温地，秋天就打到了成周，却不言攻城略地，巧妙地以春麦秋禾代替。今天看来，这是对战争极其文学化的描写，竟带着几分浪漫，在古人看来，这一春一秋的速度和直捣老巢的做法，是“异样惨毒”。因为
成周就是当时周朝的京师，这是完全扼住了周朝的命脉、扯下了周朝的脸面。这种不臣的做法，让郑国公永远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一部史书，千年流传，万人评注，郑庄公的脊梁骨被戳了几千年不止。
言外之意
叙事到周郑交恶止，但作者的言外之意还是没有表达完，委曲于行文中的批判还是不足以表达。于是左公借君子之言发表了对此事件的评论和定性：
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蕴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蘩》、《采苹》，《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
以君子为代表的官方价值观认为，没有发自内心的信任，交换了质子也没有意义。这在周郑交质的故事中确实是这样的，质子的地位随时会变化，政局稍有变化，质子的性命可能就不被人在意了，这终究是以一人性命要挟一国之政，再贵重的人也有起起落落，不可能永远都在一国之巅。而众所周知，被送去做质子的也多是不被宠爱的孩子，能要挟的真的就是血缘亲情中对性命的珍惜。
那么，真正坚实的外交关系是怎样的呢？君子也说了，行为光明磊落、仁爱怀柔，再以礼为约束，双方有没有交换质子，都是最坚固的邦交，并且不能被人离间。这是中国文人自古的治国理想，一种近乎诗意的完美政治，但从来都停留在书本中，成为几千年来不断被尝试不断被歌颂的一种国家美德。
行文到这里，也只能用诗意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了。文章引用了用各种普通草菜、生活用具、平凡的流水祭奠鬼神、进献王公的例子，这些例子出现在浪漫的《诗经》和神圣的《礼记》中。在古代，祭祀鬼神是最神圣的礼，拔高到这种层面，也依然使用的是普普通通的物品，只因为一个“礼”字，就变得神圣而意义重大，何况两国邦交？还用得着用质子这样的代价来代表双方的诚意吗？
与礼制这种政治理想共同出现的，还有一个“信”，也完美到只能用诗来论证。举例用的《国风.采蘩》《国风.采蘋》《大雅.行苇》《大雅.泂酌》四篇，都是《诗经》中讲忠信的。取“物虽薄、行虽潦，只因忠信，便胜过一切贵重”的意思。
到这里，君子提出的政治理想归结为两个字：礼、信。说起来话是没错的，奈何郑庄公不信，我这个看书人竟然也不相信。这也是中国文人政治的一大特点，总有人高举道德的旗帜，用一种近乎完美的人格来要求统治者，以及他们的对手和伙伴们。历代的君王也都知道这个做不到，因为扪心自问时，自己的内心就没有那么超凡的人格和品味，又怎能相信别人拥有这种美德呢？国家大事是赌不得的。也正如文中所说，没有了心中的信和恕，神圣的“礼”的约束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作为君王，这种美好的政治理想可以有，文人们也可以大加歌颂，毕竟是一种向上向好的教化。至于行，那世代君王就各有各的策略了。
意外之言
所以，《左传》对郑庄公的褒贬，源于郑庄公冒犯了礼制之下的王权。所有帝王都做不到完全以礼治国、以礼邦交，但是他们总是认可礼制中的对等级制度的绝对维护，以及礼制教化下的规矩意识。从这个角度讲，从《左传》书写起，到后世的不断加强性的解读，都是这种森严的等级社会中对等级制度、对王权的捍卫，也是对规矩最朴素的维护。
去掉这层滤镜，再看郑庄公，似乎更本没有所谓“德不配位”了，何苦几千年来被叫做“郑伯”？母不慈，郑庄公不能不孝，哪怕是母亲动了杀心。帮助小儿子造反，就是选择了让郑庄公死，很少见到篡位的君主会允许前面的正统君主活着的。这样的母亲，郑庄公也是接受了的，最后还是挖了个黄泉“其乐也融融”了。弟弟各种欲望膨胀，在母亲的袒护下，郑庄公也一步步地退让，这怎么看都是郑庄公的宽容，就这样也能被解读为阴谋，实在是逻辑不符。真正的权力之争，就是这篇文章里对周平王用的雷霆手段才可靠，退让纵容以养其错，这种阴谋也只能是史家事后说说，事前谁敢真用？ 再退一步讲，郑庄公对弟弟的纵容即便是阴谋，权力之争，对于对付一个篡位的不道德者，又有什么理由非给郑庄公大书特书一笔黑历史呢？再说国事，周天子可以对郑庄公有二心，郑庄公不能“维权”，人之常情都难以说得通。郑国父子两代人手里稳稳地掌握了几十年的大权，说放就能放吗？在周天子要动自己的蛋糕之前，郑庄公先动手，不仅是实力使然，也是情势使然，不然，也就配不上手掌大周朝政权的高位了。
总而言之，没有了对君权维护的礼制滤镜，再看郑庄公，活脱脱一个有亲情、有事业心的君主，就郑国角度来讲，目前的故事发展不失为一个英明神武的君主。大可不必人死之后，文人意气，一字定褒贬，非要叫人家“郑伯”，这种骂人的方式也是很文人了。
郑公泉下有知，听到个一言半语的，一定很纳闷，这个大名鼎鼎的郑伯到底是谁呀？怎么跟我这么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