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词，豪迈奔放，为中国老百姓所熟知，这个自不必说。不仅如此，苏轼还写了大量历史人物品评文章，同样非常出色。这些文章往往立意高远，角度独特，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本文中所谈到的《晁错论》就是其中之一。最近又反复读了几遍《晁错论》，深感文章已近千年，但其中的高远立意和深刻思考，仍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

苏东坡

《晁错论》

读过苏轼之《晁错论》的读者朋友们，应该比较清楚，这篇论文的立意很明确——晁错之死，人多叹息，大家都为他因尽忠而遭受杀身之祸而痛心（天下悲错以之忠而受祸），这是当时乃至后世的主流观点。但苏轼却翻空出奇，从另外的视角认为：晁错之死，他自己应该也负有相当的责任（不知错有以之取也）。同时提出了只有仁人君子、豪杰之士才会挺身而出，为国家安定而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求得伟大功业（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而不是那些只想一蹴而就，暴得大名的人所能担当（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的主张，同时他又认为，如果这些君子，要建立伟大功业，就应该坚定理想信念，不要苟全自己的个人安危（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

晁错之死

就是非功过而论，晁错的削藩策并没有什么问题，按照晁错自己的话说则是：

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晁错《削藩策》

这个道理很容易懂，削藩，他们造反，不削藩，他们也会造反。现在削藩，他们立即就反，危害比较小。暂不削藩，他们反得迟一些，但是危害无穷。这简直就是高瞻远瞩之论，而且史家也公认削藩乃“治安之策”。可能此时有人会挑毛病，如果不削藩，是不是有不反的可能？历史主义地说，这几乎没有可能。即使现在不反，但不能代表永远不反。强可变弱，弱可变强，强者不甘于弱者之下，这是历史铁则。西周的周天子就是一个明证。

而且著名的《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有一个观点：“根据当日的观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变的证据，只要有叛变的能力也可以算数。”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讲，这个观点是十分中肯的。事实上，七国叛乱的主推者吴王刘濞，其分封的区域是相当富有的——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他用这些钱来笼络人才、招兵买马、收买人心，终究会成尾大不掉，与中央分庭抗礼之势。所以对于汉朝中央统治者而言，其策略自然是——反之亦削，不反亦削，就是拿你开刀，谁叫你占据了一块肥沃之地，威胁中央政权呢？

不过一心为大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考虑，站在国家安定为先的大道立场上的晁错，最终还是被杀了，死得不明不白——被诓骗到刑场（绐载行市），而且死得很惨——腰斩于长安东市。

之所以说惨，就是腰斩之后，受刑者不一定立即就死，上半截还能动，非常痛苦。这里有一个雍正时期的故事，当时的河南学政俞鸿图，其小妾和仆人串通，收受贿赂，协助行贿考生在科场舞弊，事实上俞鸿图对此事并不知情。此事后来被人揭发，雍正十分震怒，下旨严查。最后是邹士恒（俞鸿图的亲家）受命接管俞鸿图的职务，并将俞鸿图处以腰斩，监斩的人也是邹士恒。邹士恒慑于天威，不敢把此刑罚告诉俞鸿图。刽子手执行腰斩，犯人要想快死，必须给钱。由于俞鸿图绑赴刑场时邹士恒才告诉他是执行腰斩，这时他已来不及准备。刽子手给了他一个慢死，俞鸿图上截在地上打滚，痛苦万状。他用手指蘸上身上的血在地上连续写了七个“惨”字，才慢慢痛苦地死去。邹士恒向雍正帝报告了这一惨状后，雍正帝下令封刀，腰斩自此废除。当然也有人说这个事情并无正史记载，不一定可靠。这里不作过多的考证，只想说明一点，腰斩是一个比较残酷的刑罚。

晁错被腰斩

苏轼认为晁错之所以被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晁错在关键时刻不仅毫无担当（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反而临危而逃（己欲求其名，安能逃其患），并且还出了一个非常馊的注意——提出让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稍微有点智商的人都明白，带兵打仗是十分危险的；留守京城，则是相对安全的。国难当头之时，任何忠臣，都应该把危险留给自己，安全留给皇帝，更何况这七国叛乱还是你晁错惹出来的。当晁错向景帝提出这个方案时，我估计景帝心中有一万匹草泥马在奔腾。从情理上讲，景帝的处境十分尴尬，虽然勉为其难，但是也不好反对他的意见，恰在此时，袁盎等人建议景帝杀掉晁错，以平息七国的愤怒。结果也就顺理成章了——晁错必死无疑。

空谈口号，无切实谋划

如果我们再延伸思考一步，晁错在关键时刻为什么没有挺身而出，豁出性命承担这一危险的平叛重担，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为汉景帝分忧呢？

答案只能是——晁错太急功近利，压根就没考虑太多，一旦祸患来临，顿时方寸大乱，更谈不上从容去应对它（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

从七国叛乱之后的实际表现来看，晁错对整个削藩没有通盘计划，也没有深思熟虑，至少对削藩过程中将会遇到的种种困难明显估计不足。虽然晁错极力鼓吹削藩，但是更多的只是一种口号，没有做“可行性分析”，也没有给出靠谱的“可操作方案”，更没有做任何“风险评估”，所以遇到强力反弹时也没有“紧急预案”。

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晁错实际上对削藩的严重后果是有预见的，但却没有制定任何可操作的对策。推行削藩策之前，既没有对各诸侯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进行充分的摸底和盘点，也没有建议汉朝中央政府进行有效的军事调整和部署，以防患于未然。

按照苏轼的观点，晁错太想尽快建立削藩伟业（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因此势必急功近利，空谈口号，不讲策略，草率行事。这就既没能做到事先“知其当然”，又不能做到事后“徐为之图”。

御史大夫晁错

当下思考

联系到当下的中美贸易战，似乎似曾相识。面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中国人自然不会屈服。但是我们对这场贸易战真的有足够的准备吗？对贸易战的严重后果真的有充分的应对方法吗？事实上网上的很多言论，是很令人担忧的。比如“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团结的中国坚不可摧”，“贸易战对中国的损害很小，对美国的损害巨大”，“美国人离开了中国无法生活”，还有“中国国内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可以关起来自己玩”，“封杀美国高科技公司在华业务”，“不买美国的飞机，把苹果赶出中国”等等，甚至还有人把贸易战寄托在特朗普下一次大选无法连任上。

我很理解很多人的心情，也很赞赏他们的爱国情怀，但是我们不能空谈口号，也不能误判形势，更不能采取过激行为。我们要容得下理性声音，不要动不动就扣上美分日奸的帽子。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们仍要正视中美之间的差距，特别是高科技领域。我们要虚心向人家学习，韬光养晦，踏实发展自己的核心科技实力。

国家新闻发言人说，“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愿打，也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我只想说，不管贸易战最终谈得如何，我们都要做最充分的准备，要考虑最坏的结果，要讲究策略，不空谈口号。做到事前“知其当然”，事后“徐为之图”，最后才能“至于成功”——这是晁错削藩之死，苏轼的《晁错论》给我们当下的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