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准书》对我们认知和理解中国历史上经济变化与国家财政之间的关系有着极为重大的突破性价值。在《史记》之前，我们很难用这样的角度来整理、理解历史的变化，但是因为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上的自我期许和突破，他找到了这样一个切入点，写出了一篇千古奇文。

司马迁

在这篇文章中，司马迁有意识地从商业、贸易、经济的行为来看历史变化，展现出一种经济史概念和角度上的思考，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如果把《平准书》与《货殖列传》一起看，基本上可以视作汉代前期在时代发展及变化上的一套清楚的商业贸易史。

《货殖列传》序

司马迁独特的观点

《平准书》一开头，就出现了那句司马迁独特的观点：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馕，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汉兴，接秦之弊，而其中最大的问题一个是秦过度动员人民，主要的男性劳动力要么去打仗，要么去参加巨大的公共工程，连老弱都要被用来做运粮饷这样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必然的后果就是国家越来越穷。穷到什么程度？给天子拉车的马都找不到颜色、个头一样的，至于大将军或宰相，有时只能够乘牛车，一般平民则根本连车都没有。

司马迁在《平准书》一开始，就清楚地说明秦究竟是如何灭亡的，既有政治上的因素，也有经济上的因素。因为动用苛法，许多人变成了罪犯，国家就大量运用这些免费的劳动力去打仗，去做公共工程，而国家所付出的代价，必然就是生产消退，人民没有办法活下去，社会的动乱也就在所难免。但是司马迁的洞见是这种做法在经济上产生的效果：生产不足的情况下，贸易一定会被扭曲。

《平准书》书影

怎么解决“经济紧缩”的问题？

到了汉代，因为生产匮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囤积物资，哪怕有再多的钱，可能都买不到米、马这种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因为这些都控制在少数人手里。这在经济上就是今天所说的“经济紧缩”。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第一步，必须要回到“重农轻商”的基本政策。司马迁告诉我们，在高祖刘邦的时候，对商人是“以困辱之”，一方面给予商人非常重的租税，另一方面，商人不能够穿好的，不能够炫耀自己的财富，得不到社会上的地位。到了孝惠和高后的时候，市场慢慢平稳了，这种对商人“困辱”的法律稍稍松弛了些，但是仍然守着这个基本的底线——如果你是商人，不只你个人不可能有任何政治前途，你的子孙也不能够当官做吏。换句话说，朝廷用这种方式，尽量地压抑商人的利益，将重点回归到农业上面。

重农轻商

到了孝文帝的时候，经济开始有一点点活络，因此在货币政策上面又有了新的做法。这个时候需要找到一种新的货币，因应当时的经济活动所需，于是朝廷开始铸四铢钱，再在上面写上“半两”，也就是一种新的半两钱出现了。可是新钱一方面因应当时开始活络的经济的需求，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很严重的后遗症——七国之乱。

四铢钱“半两”

七国之乱最重要的核心是吴王刘濞，而刘濞当时为什么会带领七国来对抗朝廷呢？最根本的解释竟然就在《平准书》中。当时，孝文帝开始铸新钱，需要铜矿，而吴国因为拥有庞大的铜矿，就控制了铜山，大量铸钱。铸到什么程度？用司马迁的话说，叫作“富埒天子”，跟天子一样有钱，掌握同样多的资源。有了这样的财富和资源，吴王有恃无恐，所以产生了后来在孝景帝时的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结束后，就必须要处理铸钱产生的问题了。接下来司马迁告诉我们，孝景帝的时候朝廷又用另外一种方式开始扩张财政——卖爵。这里要提到一个背景。从秦到汉，有一种叫“二十爵制”的重要制度被承接下来了。“二十爵制”，意味着每个人在二十等级当中都有一个爵别——如果你要当官，这个爵别当然必须很高。到了孝景帝的时候，他找了“卖爵”这种方法，帮朝廷在租税以外敛财。如果你愿意提高你的身份，尤其是想追求社会政治上面的地位的话，就把你生产所得剩余的、累积的价值捐献给朝廷。孝景帝时，朝廷的用度乃至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政府预算都开始有了大幅的扩张，其中一部分来自租税，另一部分就来自卖爵所得。

二十爵制

接下来到汉武帝的时候，经过将近七十年的休息，经济终于复苏了。普通百姓可以吃得饱，每家都能够安居，除了满足现实所需的耗费之外，政府已经开始存储余粮了。余粮越存越多，以至府库里面有的粮食因为来不及拿去用，都已经腐坏了，甚至存下来的绑钱币的绳子也断掉了。相较于汉朝开国的时候连天子都找不齐四匹同样漂漂亮亮的马，这个时候街头巷尾大家都骑马，而且都讲究骑马或拉马车要用好的马。

经济复苏，百姓可以吃得饱

结语

所以，《史记》要清楚地告诉我们的是，从经济、历史的眼光来看，汉武帝承接的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只有一个新时代才能让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得以施展，这两件事情是彼此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不管你多么雄才大略，很多事情没有经济基础都是无法做到的。但另一方面，司马迁要非常公平客观地接着说，汉武帝承接的那么富庶的环境，在他的雄才大略下有了激烈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