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辛德勇《汉书》概述”系列的第三篇文章，系列共七篇。
《汉书》不仅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的第二部传记史书，其内容也与《史记》密切相关。可以说是被《史记》直接利用和继承的。
作为一部按年代顺序排列的西汉史，《汉书》纪事是从汉初开始的，而《史记》纪事的时间下限是汉武帝，也就是司马迁生活的时期。 。这样，西汉初期的《汉书》字的大部分内容就继承了《史记》旧文，或者稍加修改。其余内容是班固利用前人旧稿，增补修改而成书。
唐初人刘知几所著的《史通》，对早期正史的基本情况有许多重要的描述和总结。根据《史通·古今正史》描述的情况，自西汉末年起，刘向、刘歆父子等十余人继续书写《史记》，记载内容一直延续到哀帝时期。还有平帝。这些续集又被称为《史记》。
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班彪“集旧事，读轶事”，又著有“遗传”65篇。班彪所著的这六十五本“后传”，乍看之下只是个人传记，实则既有编年史，也有传记。班彪对其写作目的的概括性描述，载于《后汉书·班彪列传》。
班固是班彪的儿子。他开始根据司马迁甚至他父亲班彪的旧作进行写作。史书称“易彪前身不详，但勤奋读书，欲立业”（《后汉书·班彪列传》）。起初这只是一个个人帖子。他后来被指控“私下改写国家历史”。班固被定罪入狱，手稿被没收。令人惊奇的是，汉明帝看完手稿后，非常赞赏。班固不仅受到了惩罚，而且因祸得福。明帝赐他官职。他被“从兰台勋章的历史中除名”，“调任学校秘书兰吉”，“最终成为前任”。他写的书”(《后汉书·班彪列传》)。 《后汉书·班彪列传》记载：“顾从永平中开始受命，经过二十多年的深思熟虑，直到（张皇帝）修建了中学。”但事实上，在班固去世之前，并不是所有的稿子都完成了。还有“八张表格和《天文志》需要填写”(《后汉书·列女传》)。虽然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对每章的目的都有了大致的描述，但这只能说是他先入为主的写作提纲。
班固的这部《汉书》，无论是历史研究价值还是叙事文笔风格，都可以上升到司马迁《史记》的水平。但论个人为人，却远不如太史公向北；甚至可以说，班固的行为是相当卑鄙的。东汉时期严重的外戚宦官现象，通常始于窦侠兄妹和窦皇后掌权时期。窦宪是罪魁祸首，但班固却想方设法地抓住权势高涨、受宠若惊的窦宪。永元四年夏天，窦宪意外陨落。窦宪党人班固也被俘，死在狱中。如果简单概括一下，可以说，司马迁的一生是庄严而伟大的，重于泰山；而班固的谄媚之死则轻如鸿毛，甚至轻于鸿毛，毫无价值。
班固死后，“书本散乱，晦涩难懂。其妹曹嘉，学识渊博，善着文，受命校修。又选了才子马融等十人，供大家阅读。” ”（《史通·古今正史》）。所谓“曹主”，就是班固的妹妹班昭。汉时，他奉命前往东莞图书馆，继续完成班固未完成的《八表》和《天文志》。这是后来马融的弟弟马旭写的。完成整个手稿（《后汉书·列女传》）。
其中有些内容与班固最初的计划有很大不同。例如《古今人表》中，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他的写作目的是“造数，连上下，略异名，述九品”。结合标题《古今人物》，显然班固想在这篇文章中列出古代和现代人物，但我们现在看到的附加列表只包括古代人，而不包括现代人（这是西汉人物） ）。这是我们在阅读这个补充内容时应该注意的情况。
班昭、马诩在编纂《八表》和《天文志》方面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历史记载并不十分清楚。虽然《史通·古今正史》说“大部分是马诩等了圣旨之后做的”，但这只是粗略的说法，说明马诩做了更多的工作。
又西晋司马彪《续汉书·天文志》题为“孝明帝遣班固胥《汉书》马须叔《天文志》”。梁流钊《后汉书注补志序》也称此副刊为“续志昭表”，其中部分内容表明《天文志》或马诩为一人之作，而《八表》看似是班昭所完成，但这并不是完全确定。所谓“马须书《天文志》”也可能是马须，为班昭前期工作增添了后续；同样，刘钊的“继续指昭标”的说法，是因为其出处是骈文，而骈文中的这种句型，不应解释为散文。看“多为马诩奉旨后所作”的说法，就知道不能据此将马诩和班昭所做的工作截然分开。另外，东晋袁弘的《后汉纪》还记载，《汉书》、《天文志》八表由“（马）续在后跟”组成（❄ 19）也说明：根据刘钊的说法，将《汉书》八张桌子全部归给班昭是不合适的。因此，更保险的说法是班昭和马诩先后写下了班固没有写的这部分手稿。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也仅限于此。
当然，马诩的贡献肯定比班昭大得多。 《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马旭“七岁能悟《后汉书·班彪列传》，十三悟”显然更有写作能力；尤其是他丰富的算术知识对于写书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天文志》。
既然如此，我想，如果充分体现出《汉书》这本书的作者的话，应该说这本书是班固、班昭、马诩写的。
不过，如果看起来确实如此，我们就需要回过头来审视一下电影《汉书》中班固的父亲班彪这个角色了。前面说过，班彪写的“后传”有六十五篇，占百篇之多。如果再考虑到《汉书》的前半部分继承了《史记》的内容，班固完全独立写的东西就很少了。
在这种情况下，班固在《汉书·叙传》一书中描述了他的写作过程，却根本没有提到他父亲班彪的“后传”。对某些人来说，这可能看起来像是故意掩盖。例如，晋代袁弘谈及此事时，委婉地说：“论石谦之作，标敬介绍其谋略，略提之，若已尽力，岂不亦哉！” （袁洪）洪《后汉纪》第十三卷《孝和皇帝纪》）我理解袁洪的意思是司马迁的作品《史记》来自他父亲司马谈的指点。相比之下，如果班固能先做一点，描述一下他父亲班彪的开始尝试，然后在此基础上谈论他最终的成就，那就更完整了。
事实上，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没有谈到用他的父亲司马氏处理旧稿。顾颉刚先生的著作《史林杂识初编》中，有一篇题为《司马谈史》的条目。他举出有力的例子，断定《史记》的部分内容无疑是司马谈所写，而《说起》历史中包含传记和颂词，可见《史记》文体是在演讲。即使搬迁继续，那是因为文字还存在。”有趣的是，顾颉刚先生在这句话下面还特别注明了——“作者与后来《板棍复攻彪》的作者是同一人。”可见，在这一点上，司马迁和班固的处理方法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如果评价是指司马迁的做法的话，班固的做法确实是无可挑剔的。
这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如何以更符合当时人类理解的方式与古籍作者建立联系？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清晰完整的计划，尤其是阅读结构的整体设计；相应地，他们也有自己独立的写作目的。这些我们在司马谈、班彪身上看不到；他们至少非常不完美。虽然司马谈写了部分编年史，但我们看不到一个清晰完整的计划；班彪的“后传”只是刘翔、辛《史记》的延续。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司马迁、班固利用了司马谈、班彪的旧稿，然后按照自己的统一规划安排在适当的地方，并进行相应的增删改查。这基本上就是司马谈和班彪的翻版。旧手稿被用作写书的材料。
好吧，一旦我们认识到了这个道理，我们就没有理由将班彪列为《汉书》的作者了。其实，在第73部《韦贤传》、第84部《翟方进传》、第98部《元后传》的最后，班固列出了他父亲班彪写的评论，他并没有刻意掩盖班彪的言论。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