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来说说唐代城市的特点：
隋唐拥有一批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例如长安、洛阳、扬州、益州（今成都）、广州等。
其城市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城市规模大、人口众多、多种文化并存、政治型城市占主流（产生、发展乃至消亡都是受到了政治因素的直接作用，长安城就是这样。）。商品经济经历了一个由不发达到发达的过程。与其相反的是，西方尤其自中世纪后期以来，很多城市是自由民组成的商业城市。
唐代地方行政体制：
唐代实行州县两级制。
州长官称刺史，有时州改称郡，郡长官称太守，沿边及紧要地区还设有都督府，掌管军事。
县长官称县令，各州往往会以下辖某县城为治所。
长安、洛阳是首都（上都）和东都，最多时唐代曾经出现过五都（首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并州、中都蒲州、南都江陵<在湖北>、安史之乱时曾以凤翔为西京）。
一、长安：
西安地区作为首都的历史非常悠久，“长安”这个名字出现较晚，始于汉高祖刘邦。
汉代长安城位于今天西安市未央区（原有未央宫）。
隋文帝时期，由于汉代长安城宫室凋敝，而且地下水受生活污水长期污染（将近八百年时间），“水皆咸卤”（《隋书》卷七八《庾季才传》），所以选择旧长安城东南方向修建了新的长安城，史称“大兴”，但人们还是叫她“长安”。
*长安城的特点：
以龙首塬为起点，向南铺开，建成新的长安城。
长安城呈现较规整的长方形，棋盘状布局，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7米，周长36700米，总面积84.1平方公里。（现代考古数据：是为今天西安明代城区的六倍大）
皇帝所居住的宫城位于最北端，宫城以南是皇城，是政府机构集中地。
外郭城有九座城门，十四条东西大街，十一条南北大街。
城内大约有一百一十个坊（坊的数目各个时代并不一致），是居民居住区，有东、西两个巨型市场。
朱雀大街为中轴线，中轴线严格左右对称。
①唐长安城平面示意图（东北角是为贞观八年以后唐高宗时期修建的大明宫）
我们从一个唐代长安居民早上起床开始说起吧，随着他的脚步给大家展示长安生活的全貌。
这位居民早上起来当然要用水，城里的水要么是井水、要么是渠水，当年修筑长安城时就开凿了永安渠、清明渠、龙首渠入城，为城内带来了清冽的生活用水。
当时的长安城附近有所谓的八水绕长安，即渭、泾、沣、涝、潏、滈、浐、灞八条河流环绕长安，水资源比今天丰富。
居民生活用水主要还是依靠水井，考古工作中经常发现唐代的水井。
污水处理问题：一种是排污渠，一种是渗井。
排污渠跟引水渠一样，每个居民坊、每条大街，都会挖，每条大街、每个坊的坊墙旁边，都有排污的渠道。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明沟。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唐前期并非普遍，后期成为国人普遍食用的饮料）
我们的眼睛跟着这位居民走出自己的宅院:
居民所居住的区域——坊，相当于我们的小区。
每一个坊，四面都有很高的夯土墙，坊内有十字交叉的两条大道。
四面都开着门（皇城以南的那些坊，被强行规定只许开东西向的门，道路也只有东西向—→防止邪气冲犯皇城）
宵禁制度：城门、坊门，早晨打开，夜里关闭，称为宵禁。
走出坊墙，第一步来到一座小桥上—→排污渠的桥，宽度通常在2.5米以上。（每个坊，坊门外都会有木桥）过了桥就是大街，长安城的大街，向来以气势雄伟出名，一般宽度都在一百五十米左右。（朱雀大街，既长且宽，夯土坚厚，又无电线杆等今天常见的障碍物，足以起降一架波音747）
我们假定这位居民出去购物：
如果这位居民是一位唐前期的人的话，要购物只能到东市和西市才能达到目的。
唐朝法律规定，任何商品交易都要在指定的市场——东市和西市。
中国自古以来，绝大多数时段，都重农抑商，压制商品经济。因为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商人实在是一群依靠买空卖空发财获利的游手好闲之徒。
所以重农抑商这个政策是古代中国的国策，商品经济活动受到压制。
唐代对市场的这种限制和控制，就是压制商品经济活动的一个典型例证—→政治型城市的体现，用行政手段来压制商品经济活动。
但商品经济活动毕竟是人类的本能，单纯依靠行政压制是不可能完全消除它的。
所以到了唐朝中后期，出现了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居民坊内出现了私开的小商店。还有的商店胆子够大，把坊墙干脆打个洞，直接面对大街开始做生意。
在唐代的很多诏书中都会发现：屡次下诏要禁止这种行为，恢复坊墙的原状，禁止在坊内做生意，等等。
这些诏书发布得越多，反倒说明这种现象越普遍。
*这位居民走到大街上，他可以看到大街两旁有很多大槐树。槐树是长安城内的主要树种，槐树高大美观，绿荫浓郁，可遮阳，还可作为板材，因此唐人偏爱槐树。
据《中朝故事》记载说：“天劫两畔树槐，俗号为槐街”，天街就是朱雀大街，是长安的中轴线。
《唐会要》记载唐德宗时期，长安城要补种树，有司报告要种榆树，大臣上奏说“榆非九衢之玩。”于是全部改成槐树。现在西安城内的槐树仍不少。
*要是天气好的话，这位居民走在大街上，远远地还可以看到外郭城墙。
长安城的城墙都是夯土的。
可能有人会有疑问，现在西安城内的明代城墙都是包砖的，怎么长安城的城墙就不包砖？
初步估计这是算经济账的结果，长安城外郭周长达三十六公里，要全部包砖经济上代价不菲。而且不仅是长安，隋唐的几乎所有城市的城墙都不包砖。
另外还有一个生产成本的问题，明清时期已经大规模使用煤炭做燃料。
唐代也有煤炭，但不是主要燃料，受当时采矿技术的局限，所以烧木柴烧出来的砖和烧煤炭烧出来的砖价格成本不一样。
因此唐人要想给长安城包砖的话，恐怕比明清的代价要高得多。
这位居民走在大街上，还会看到：
很多行人与马匹、马车，唐朝不论文武都骑马（没有文官做轿、武官乘马的习俗），坐轿子的习惯还没养成，不过已经出现了轿子的雏形——“肩舆”。肩舆四周没有包着的轿厢，有点类似于今天四川的滑竿。而且根据现代考古勘察，唐代马车车辙宽度一般都在1.35米左右。
过了许多条大街，这位居民终于艰苦跋涉来到了西市的门前，西市是长安城的一颗明珠，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也是唐代文化最炫目的舞台。
西市要比东市繁华，所以又称“金市”。
例如，李白有首诗叫做《少年行》，云: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史籍记载显示，西市的店铺要比东市多，多到何种程度呢？
市内的道路都要比东市的窄，就是为了侵夺路面，好多建一些店铺。
但是这两个市场的繁荣程度迥异，多少有点令人疑惑，违背我们的的经济学常识。
史籍同时告诉我们，长安城东部居民多于西部。
有关长安城居民人口问题：研究者非常多，按保守估计为七十万以上，还有的估计为一百万人。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
由于长安城面积比较大，所以这些居民的分布并不均衡，北部多于南部，东部多于西部。
北部比南部多的原因：政治性因素，达官贵人为了往皇城、宫城上班方便，也在北部居住。
这样，围绕着他们所运作的那一整套社会服务体系导致北部人口要多于南部。
东多于西：长安城东部的地势比西部的要高，这里涉及到唐人的一个居住理念：地势要高爽。
所以他们喜欢在地势比较高的东部建宅居住。
正因为东部居民多于西部，所以导致东市附近房屋资源稀缺，而考古勘察证明——唐代东西市内店铺面积都很小，最大的也不过三十余平米，小的只有十余平米，商人必须在市场外有合适的囤货场所，由此导致商人纷纷前往西市开店。
因此出现了东市附近人口稠密，因此没有空房出租的情况。
关于这一点，《长安志》卷八“东市”条记载：公卿以下民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所占勋贵，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
另一个重要原因：西市是丝绸之路的终点，远道而来的外国商贾们进入长安城以后，西市是他们进入的第一个市场，多半在此卸货交易，因此，西市的珍奇宝货要大大多于东市。
《长安志》卷十“西市”条这样向我们描述西市的样貌：
南北尽两坊之地，市内有西市局（原注：立太府寺。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市西北有池，长安中沙门法成所穿，支分永安渠以注之，以为放生池。）放生池、平准局（中国古代一项经济制度，政府出资，贱时买入贵时卖出）、独柳（刑人之所）。
西市店铺数量推测：依据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有关唐武宗时期东市大火的记载：“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东市的店铺可能在万家以上。
西市、东市内行业齐全，且有大量的饮食、娱乐场所，所以是文人墨客流连忘返的地方，在文学作品当中，西市东市屡屡见诸笔端。最有名的当属杜甫的那首《饮中八仙歌》：
李白斗酒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
*来到西市门前，我们这位居民的眼中应该看到这样一个景象：
熙熙攘攘的人群聚集在市场的大门口，马车、牛车举目皆是，时而还会有高大的骆驼穿梭其中，而且这是具有唐代特色的一个景象：人群的肤色不一，除了有唐人之外，还有许多高鼻深目的突厥人、波斯人、大食人、以及日本人、吐蕃人、黑人。
西市内商人成千上万，有些人非常重视商业道德，所以就留在了文人墨客笔下，如柳宗元《宋清传》歌颂过长安西市的以为名叫宋清的药材商人，据说其人德行非常好，山中采药者，采来好药首先来找他，因为他给的价格高；长安城的医生开药方，也希望病者到宋清的店铺抓药，因为可以保证疗效；还有些穷人，到他的
药铺抓药，可以赊欠，到了年底，有些人实在还不上钱，宋清毫不在意，将还不了的债券付之一炬。
西市就是这样，每天吞吐着大量的粮食、布匹、果蔬、药材和各种奢侈品。
*当太阳开始西斜时，我们这位主人公就走出西市的大门，因为马上就要散市了，金吾卫也开始上街巡逻，夜幕马上就要降临。此时长安城内应该是炊烟升起，整个城笼罩在一片烟幕当中。
长安城居民的主要燃料就是木柴，再加上建筑业大规模占用木材，所以当时城周围已经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现象：生态环境恶化。
《唐会要》记载：又奏近於同州。检得一谷。材木可数千条。皆长七八丈。上曰。人言天宝中。侧近求觅长五六十尺者尚无。今何近处忽有此木。延龄曰。生自关辅。盖为圣时。岂前时合得有也。
唐德宗时期，有关树木的事情，发生过这样一番对话，有大臣上奏说，在同州（关中东部）地区，发现了一个山谷，山谷中有大树数千根，长度都在七八丈以上，德宗听后大喜，并说：“我听说，到天宝年间时，长安附近如果想找五六十尺长的木材都没有了，今天怎么会有这种七八十尺长的木头呢？”
宰相裴延龄马上站起来回答：您是圣明皇帝，您这个时代才能出那种大木头，这是祥瑞，其它的皇帝，他们哪配？
这个故事反映的情况——关中地区可能森林资源正在逐步消耗。
我们知道，唐朝灭亡之后，长安城就遭到了毁灭。从此以后，长安就再也没有当过首都，除了政治、经济上的原因外，环境的因素也必须加以重视。历史上的很多事情，乍看起来政治、经济等人为的问题，但它的深层次往往有环境问题的影响。
长安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思考。我们该怎样保护我们今天的环境？
当然，在唐代，这种生态环境的恶化，一时半会儿还没有什么明显的恶果，我们这位居民和长安的其它居民一样对此也是浑然不觉的，当这位居民走入坊墙的时候，我们有关唐代的城市生活就告一段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