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楚庄王重整楚国霸业期间,晋灵公一天天长大了。他有些奢侈,“厚敛以雕墙”,也就是征收重税用来彩绘宫墙。他还有些荒唐,“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也”,也就是从高台上用弹弓射人,看他们惊恐躲避弹丸的样子。彩绘宫墙、用弹弓射人都是些无聊的事,晋灵公这时候大概是十六七岁的样子,做这些事很符合他的年纪,更符合他做为君主但却大权旁落、无所事事的身份。
但晋灵公之所以做这些无聊的事似乎并不仅仅由于他年轻和荒唐,因为他好像是故意做给赵盾看的。“宰夫胹(ér)熊蹯(fán)不熟,杀之,置诸畚(běn),使妇人载以过朝”,意思是说,因为厨师没把熊掌煮烂,晋灵公便杀死了他,把他的尸体放在簸箕里,让宫女们抬着从朝堂走过。
《左传·宣公二年》和《史记·赵世家》都没说晋灵公让宫女们把厨师的尸体抬到哪里去,也没写为什么要从朝堂经过。按常理推断,抬出去应该是要埋掉,但这事似乎不该安排宫女去干,而且宫女一般是不能到朝堂去的,抬着尸体经过就更不合规矩,应该没有哪个宫女敢擅作这样的主张,所以,这很可能是奉了晋灵公的命令,而晋灵公则是在向赵盾示威。
晋灵公绣像
这个时候,那个曾在“河曲之战”中跟臾骈(pián)斗智,给晋军添了不少麻烦的士会,已经被赵盾用计赚(zuàn)回晋国,并因其多智而受到重用,此刻正跟赵盾坐在朝堂上。他俩看到厨师的手从簸箕里露出来,便询问是怎么回事,“患之”,也就是为此而感到忧虑。忧虑什么呢?《左传》和《史记》仍然没说。
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赵盾和士会是为晋灵公的滥杀而忧虑,但也可以认为他们是为晋灵公的示威而感到忧虑。哪个可能性大一些呢?分析起来恐怕是后者。
赵盾要去劝谏晋灵公,士会说:“你是主政,要是连你去进谏都没被采纳,那就没有人能继续进谏了。不如让我先去,要是没效果你再去。”这话听起来是替赵盾着想的,但要是看看士会是怎么劝晋灵公的,恐怕就会觉得这只是士会跟赵盾打的马虎眼。他很可能其实是在为晋灵公着想。
士会去见晋灵公。晋灵公主动认错说:“我知道错了,以后不再这样了。”说明他并不是不分是非,这跟那些“传统”昏君不太一样。但是士会显然不认为晋灵公知道自己错在哪了,跪拜稽(qǐ)首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经·大雅·荡》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说的是很少有人真能补过。您要是能善始善终,社稷就会稳固,岂止是对群臣有好处呢?《诗经·大雅·烝(zhēng)民》还说:‘衮(gǔn)职有阙(缺),惟仲山甫补之。’这是赞美仲山甫能补过。您要是也能补过,就不会失去君位。”
“衮职”是国君的代称;仲山甫是劝周宣王不要“料民于太原”的那个大臣,看上去也没能弥补周宣王这个“衮职”什么过错。既然这样,士会为什么要把他搬出来呢?答案恐怕是因为《烝民》说仲山甫是个“令仪令色,小心翼翼”的人。
这就很有意思了。士会要是想树立仲山甫弥补君过的榜样,那他应该把这话说给赵盾听,他干嘛要说给晋灵公听,还让晋灵公自己弥补过错呢?恐怕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知道晋灵公这样对赵盾示威会很危险,因而劝他要像仲山甫那样“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并且指出晋灵公以前做得很好,但“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晋灵公应该保持下去,做到善始善终。
士会稳住赵盾,先去规劝晋灵公不要跟赵盾对着干,可以算是用心良苦了,可晋灵公只是口头上答应,实际却并没“令仪令色,小心翼翼”。这导致赵盾又连着规劝了好几次,使他跟晋灵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惹得晋灵公想要杀掉他了。
士会谏晋灵公
《左传》和《史记》给我们提供的晋灵公形象,固然可以当得起“不君”二字,但多少还是透露了一些事出有因的意思。这一方面可以看出晋灵公的政治智商不如楚庄王高,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赵盾恐怕是很有些“不臣”的。后一层意思很隐晦,说明这也许是《左传》和《史记》想要遮掩的意思,只是遮掩的还不够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公羊传》完全没有这层意思,遮掩得更好了。
《公羊传·宣公六年》说:晋灵公不仅杀死了那个厨师,而且还肢解了他,命人装在簸箕中抬出去扔了。抛尸的人从内宫出来,正好碰到刚刚退朝还没走的赵盾,因而被赵盾知道了内情。赵盾因此去见晋灵公,晋灵公远远的见到他,惶恐的赶忙一拜再拜,赵盾也不说话,“逡(qūn)巡北面再拜稽首,趋而出”,只是这样,晋灵公就动了要杀死赵盾的心思。
按《公羊传》的这个说法,晋灵公肢解厨师,已经残暴到变态的程度了;抛尸人不是宫女,也没从朝堂经过,还没有了士会先谏的桥段,不再含有向赵盾示威的意思;赵盾“数谏”的过程也没有了,只因为君臣之间那么一场互相作揖的哑谜,晋灵公就起了杀心,这些加在一起给了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晋灵公形象。
我们不知道这两个版本的记载哪一个准确,但既然赵盾退朝还没走,晋灵公却已经回宫尝了熊掌,杀了厨师,还肢解了他,连抛尸的人都走出了内宫,这速度未免也快得太离奇了,所以《公羊传》是不是在故意突出晋灵公的“不君”而替赵盾洗白,非常值得怀疑。
《左传》和《史记》没遮掩到位,而《公羊传》却遮掩得过了头,这跟它们几乎从不批评赵盾是一脉相承的。它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孔子曾评价赵盾是“古之良大夫也”。
我们已经看到,赵盾根本算不上什么“良大夫”,所以《左传》、《公羊传》和《史记》才这样煞费苦心的代为遮掩。比较而言,这种掩饰比较拙劣,还是清朝马骕(sù)《绎史·晋灵公之弑》的“此非孔子之言也”来得高明——既然掩饰不过去,那就不如不掩饰,干脆不承认孔子说过这句话得了——说到底,他们就没有一个人敢承认孔子对赵盾的评价是说错了。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