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曾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认为这是常见的现象。例如傅毅与班固的文笔本在伯仲之间，前者善于诗赋，后者长于作文，然而班固却嘲笑傅毅“下笔不能自休”，他用自己的长处来非议别人的短处——这是第一类“文人相轻”。
在《汉书》里，班固肯定司马迁的写作水平和努力精神，却又非议他的思想，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这是以自己的政治思想、价值观念来鄙夷别人的文章，属于第二类“文人相轻”。
总的来说，第一类文人相轻多出现在文人与文人之间；第二类则不局限于文人，它还把公众包括了进来，进而演化成不同的公众之间通过文人来“相轻”。
“文人相轻”出自曹丕《典论》
我们应怎样看待文艺批评？
在阅读一本书或观看一部电影之前，我们都喜欢听听别人的意见，了解他们的体验感。但是每个人的主观感受大不相同，我们所听到的更多是他们出于个人情感的发泄，而非经过思考的见解，所以有价值的评论是那么的少，无用的废话又是那么的多。
对于文人作者来说，他们对批评远比赞美要敏感，只要有一个人骂过他，都会令人不快。于是有些文人干脆出来说，文艺批评毫无意义，不过是文人相轻，所谓“文无第二，武无第一”，评来评去没意义。他们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痰盂，得不停接受乌合之众们的唾液，实在是费力又不讨好。所谓“你行你上，不行别BB”，谁又接受得了外行人的指指点点呢？
当然，公众是不会停止吐槽的，唯一的结果是作者因接受不了批评而选择就此搁笔、减少写作，或者干脆不再发表。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文艺批评呢？它究竟是否有必要？在我们看来，文艺批评是很有必要的，它一方面可以满足读者观众的批评自由；另一方面也能鞭策作者，令其不断长进；很多时候，批评还能揭露文坛的黑暗。
作者不能指望批评声消灭，但他也有权对“批评家们”提一点点希望，愿他们的批评不是单纯是为了要吸我们的血，还应能产生一点点痛，以便提醒我们勿自满、要改进。
鲁迅说：
“譬如厨子做菜，有人品评他坏，他固不应该将厨刀铁釜交给批评者，说道你试来做一碗好的看：但他却可以有几条希望，就是望吃菜的没有‘嗜痂之癖’，没有喝酒了酒，没有害着热病，舌苔厚到二三分。”
对于普通读者的批评，作者自然不能要求他们也做出一篇文章来比比看，但起码有权要求他们读完文章、或者具备一些常识再来评论。例如读者要知道裸体画跟春宫图有区别，接吻与性交不是一回事，尸体解剖与砍头戮尸相差十万八千里。如果有读者硬说作者写外国人就是崇洋媚外，讲古代人便是封建愚昧；那么对于这种泼皮无赖式的牛儿，作者要么一笑了之，要么像杨志一样，送他一刀——拉黑就好。
除开普通读者外，对于同行的批评家，我们的要求就不能这么低了。一个文人在“轻视”同行之前，先得对自己的作品来一次解析，进行一下比较，然后再去评论，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其次，他得能够读懂并领会对方的意思，如果觉得对方的文章很抽象、难懂，那么这绝不是他轻视这篇文章的理由，因为斯宾诺莎说过——“无知并不是论据”。
“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是否可取？
曹丕认为“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是文人相轻的基本含义，喜欢这样轻视他人的文人起码还有自己的长处在。如果李白轻视乾隆的作诗水平，我们不会感到奇怪。但是，如果杜甫鄙视韩愈的诗作，韩愈蔑视杜甫的文章，那么在旁人看来，这就是一种文人相轻了。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拿自己的优点来嘲讽别人的缺点，却看不到别人比自己优秀的地方，这种多是自负心理在作怪。见不得他人的好处，便在他人的弱点上做文章，借机打压，这实在卑鄙。
文章的好坏应该如何评判呢？是不是没有一个标准呢？
其实，文章就像流水一样，没有固定的形状与结构。六朝人崇尚骈文，设置各种条条框框，强调对仗、工整与声律的铿锵，在这种严格的规定下，反而没有留下几篇传世的美文；相比之下，唐宋的古文运动冲破格式的束缚，八大家的文章我们至今还在传诵，这说明文章的好坏跟格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些想给文学设置框框的人，有的是制度感，却对审美一无所知。黑格尔的《美学》认为艺术无非是人类心灵的自我展现，而心灵的本质是向往自由，从建筑到雕刻，艺术品脱去了“体”的束缚；从雕刻再到绘画，又抛弃了“形”；之后，在音乐中只剩下声音在传递；而在诗歌那里，甚至连乐器都没有了，真正是自由自在。
好的文章就要像水一样，无常形、无常势，无论是激流还是细水，都各有美感，读完后令人有所收获、心神愉悦。只要这水不浑浊、不肮脏，谁都不敢随意的去“轻”它。但是，水虽然无形无状，却也有一个固定往低处的流趋势；文章虽然格式不一，但也存在一些具体的评价标准。顾炎武说“文须有益于天下”，做文章不是徒废笔墨去夸夸其谈，否则只会浪费读者的时间。人们通过文字来交流，论题明确、表达清晰是一篇好文章的基本要求；其次，《周易》说“修辞立其诚”，作者所写的文章一定要真实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做一个真实的人。巧言令色的读物往往没有任何价值，那些为应酬而作的文章，鲜有流传。
因此，我们认为好文章的基本标准有两个：
- “有益于天下”，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而不是空洞肤浅，强词夺理；
- “修辞立其诚”，要真实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矫揉造作，抄袭拼凑；
顾炎武：“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
文艺批评要独立于宣传之外
文艺批评与政治宣传、广告营销并不是一回事，现在有许多专门写文评、影评的人，他们都称不上是在做文学批评，而只是做宣传营销而已。批评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讨伐敌人，而是要深入发掘对方的优缺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宣传却并非如此，它只是为了灌输某个观念。因此，在宣传所占领的地方，一切批评都被淹没了。
乔治·奥威尔认为，随着宣传的侵入，文艺批评已经变成了一个舆论战场。原先我们在对文艺进行讨论时，本能地认为这是独立个体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从不隐晦自己对作品的好恶观感。可是在这个党同伐异的年代，人们已经不关心个体的具体的观点，也不在乎作品的表达方式与技巧——“如果你不认同一本书的结论，你就很难认同它的文学价值。”
对于书迷、影迷来说，他们从不会去关心批评的具体论据，而是直奔结论。如果文章跟自己的看法不一样，就直接开骂；如果观点相同、臭气相投，就会大加赞赏——人们把这种做法叫作“控评”。在“控评”流行的年代，个体已经逐渐消解，乌合之众间的党同伐异成为了一切。对此，奥威尔在《文学与宣传的界限》中不禁哀叹：
“在欧洲过去这十年来，旧式的文学批评——真正审慎、一丝不苟、立场公允、将一部作品当成一件本身有其价值的艺术品的文学批评——已经近乎不可能了。”又说“文学似乎被宣传所淹没”、“这是整个文学界灾难的本质。”
在“控评”的年代，没有人再去关心文艺的技巧，而是抓住主题，热衷地发掘其政治和社会的含义，以此来划分不同的群体。文人间的互相轻视已经变成了乌合之众间的相互蔑视，作家们再也不敢轻易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而是小心翼翼的迎合公众的口味，为了获得他们的赞赏而创作，“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
基于思想不同的“文人相轻”
针对思想的批评是必要的，但不是绝对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尖锐的批评了杜林的错误思想，但也强调“不应该违反文字论战的规则”，对柏林大学剥夺杜林教职的做法感到不耻。
其次，思想本身具有历史性，司马迁生活在百家争鸣的末期，所以《史记》既歌颂惧祸逃离殷商的微子，也赞扬对楚国忠诚坚定的屈原；班固生活在儒家一统之后，反而说屈原“非明智之器”，颜之推更是说他“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对他们来说，君父的体面才是最重要的。这种因思想的历史性而产生的“相轻”心理，更多是偏见而已。
据说托尔斯泰在临终之前曾写文章激烈地抨击莎士比亚，说他是一个浅薄的文人，没有一以贯之的哲学。认为莎翁的戏剧不关心社会或宗教问题，太过玩世不恭、老于世故——托尔斯泰的结论是莎士比亚是一个不道德的作家。
这种批评现颇为可笑，然而我们却也在不知不觉中做这种蠢事。托尔斯泰生活的年代，自然有关心社会与政治问题的条件，而莎士比亚在创作戏剧时，不能不顾虑到伊丽莎白一世的专权以及教会的法令。他敢于在《裘力斯·凯撒》中把布鲁图塑造成英雄，已是难得之举了。托尔斯泰可以站在事后诸葛亮的高度来蔑视莎士比亚，从思想上把他驳倒，但是这些都无关主旨。我们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照样感到愉悦，依然能被他的写作手法所触动，进而叹服。
《荷马史诗》、《诗经》、《楚辞》已经度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与现代社会各种不同的时期，人们的思想早已发生改变，但是这些经典作品永远有人在读、永远存在艺术价值。即使无数的文人曾在思想的高度上轻视过它们，但它们依然在流传，而那些批评的文稿却几乎全部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这说明文学、艺术作品的价值很难用某一时期的思想来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