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一部永远写不完的书，那便是母亲。
母亲
那一年，我的生母突然去世，我不到八岁，弟弟才三岁多一点儿，我俩朝爸爸哭着闹着要妈妈。爸爸办完丧事，自己回了一趟老家。他回来的时候，给我们带回来了她，后面还跟着一个小姑娘。爸爸指着她，对我和弟弟说：“来，叫妈妈！”弟弟吓得躲在我身后，我噘着小嘴，任爸爸怎么说就是不吭声。“不叫就不叫吧！”她说着，伸出手要摸摸我的头，我扭着脖子闪开，就是不让她摸。
望着这陌生的娘儿俩，我首先想起了那无数人唱过的凄凉小调：“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两三岁呀，没有娘呀……”我不知道那时是一种什么心绪，总是忐忑不安地偷偷看她和她的女儿。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从来不喊她妈妈，学校开家长会，我硬是把她堵在门口，对同学说：“她不是我妈。”有一天，我把妈妈生前的照片翻出来挂在家里最醒目的地方。以此向她示威，怪了，她不但不生气，而且常常踩着凳子上去擦照片上的灰尘。有一次，她正擦着，我突然向她大声喊着：“你别碰我的妈妈。”好几次夜里，我听见爸爸在和她商量：“把照片取下来吧！”而她总是说：“不碍事儿。挂着吧！”头一次我对她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好感，但我还是不愿叫她妈妈。
孩子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大人的心操不完。我们大院有块平坦、宽敞的水泥空场。那是我们孩子的乐园。我们没事便到那儿踢球、跳皮筋，或者漫无目的地疯跑。一天上午，我被一辆突如其来的自行车撞倒，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立刻晕了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里了。大夫告诉我：“多亏了你妈呀！她一直背着你跑来的，生怕你留下后遗症，长大了可得好好孝顺她呀……”
她站在一边不说话，看我醒过来便伏下身摸摸我的后脑勺，又摸摸我的肚子。我不知怎么搞的，第一次在她面前流泪了。
“还疼？”她立刻紧张地问我。
我摇摇头，眼泪却止不住。
“不疼就好，没事就好！”
回家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从医院到家的路很长，还要穿过一条漆黑的小胡同，我一直伏在她的背上。我知道刚才她就是这样背着我，跑了这么长的路往医院赶的。以后的许多天里，她不管见爸爸还是见邻居，总是一个劲儿埋怨自己：“都赖我，没看好孩子！千万别落下病根呀……”好像一切过错不在那硬邦邦的水泥地，不在我那样调皮，而全在于她。一直到我活蹦乱跳一点儿没事了，她才舒了一口气。
没过几年，三年自然灾害就来了，只是为了省出家里一口人的饭，她把自己的亲生闺女，那个老实、听话，像她一样善良的小姐姐嫁到了内蒙古。那年小姐姐才18岁，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天，天气很冷，爸爸看小姐姐穿得太单薄了，就把家里唯一一件粗线毛大衣给小姐姐穿上，她看见了，一把给扯了下来：“别，还是留给她弟弟吧！”车站上，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在火车开动的时候，向女儿挥了挥手。寒风中，我看见她那像枯枝一样的手臂在抖动，回来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叨叨：“好啊，好啊。闺女大了，早点寻个家好啊，好！”我实在是不知道人生的滋味儿，不知道她一路上叨叨的这几句话是在安抚她自己那流血的心。她也是母亲，她送走自己的亲生闺女，为的是两个并非亲生的孩子，世上竟有这样的后母？望着她那日趋隆起的背影，我的眼泪一个劲往外涌。“妈妈！”我第一次这样称呼了她，她站住了，回过头来，愣愣地看着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又叫了一声“妈妈”，她竟“呜”的一声哭了，哭得像个孩子。多少年的酸甜苦辣，多少年的委屈，全都在这一声“妈妈”中融解了。
母亲啊，您对孩子的要求就是这么少……
这一年，爸爸因病去世了，妈妈先是帮人家看孩子，以后又在家里弹棉花、攫线头，她就是用弹棉花攫线头挣来的钱供我和弟弟上学。望着妈妈每天满身、满脸、满头的棉花毛毛，我常想亲娘又怎么样？从那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们家的日子虽然过得很清苦。但是，有妈妈在，我们仍然觉得很甜美，无论多晚回家，那小屋里的灯总是亮的，橘黄色的灯光里是妈妈跳动的心脏。只要妈妈在，那小屋便充满温暖，充满了爱。
我总觉得妈妈的心脏会永远地跳动着，却从来没想到，我们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妈妈却突然地倒下了，而且再也没有起来。妈妈，请您在天之灵能原谅我们，原谅我们儿时的不懂事，而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什么都可以忘记，却永远不能忘记您给予我们的一切……世上有一部永远写不完的书，那便是母亲。
温暖的劈柴
那一年，父亲病故，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还不到三十岁，还没有结婚。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母亲已经老了。那时候，我还年轻，心像长了草，总觉得家狭窄憋屈，一有空就老想往外跑，好像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可以让自己散心，也能让自己成材，便常常毫不犹豫地把母亲一个人孤零零地甩在家里。母亲从来不说什么，由着我的性子，没笼头的马驹子似的到处散逛，在她的眼里，孩子的事，甭管什么事，总是大的。
都说年轻时不懂得爱情，其实，年轻时最不懂得的是父母。
那时候，我在一所中学里当老师。有一次，放寒假了，我没有想到有时间了，可以在家里多陪陪已经年迈的母亲，相反觉得好不容易放假了，打开了笼子的鸟，还不可劲儿地飞？便利用假期和伙伴们到河北兴隆的山区玩了一个多星期。
回来的那天，到家已经是晚上了。推门进屋，屋里黑洞洞的，没亮灯。正纳闷儿，听见一个老爷子的声音：是复兴回来了吧？然后听见火柴噌噌响了好几声，大概是返潮，终于一闪一闪的，点亮了炉膛里的劈柴。正是冬天，我感到屋里一股凉飕飕的寒气。
说话的是邻居赵大爷，年龄比母亲还要大几岁，身板很结实。我摸到开关，打开了电灯，才看见母亲蜷缩在床上的被子里。赵大爷对我说：“你妈两天没出门了，我担心她一个人在家别出什么事，进你家一看，老太太感冒躺在床上起不来了，炉子也灭了，这么冷的天，人哪儿受得了呀。这不赶紧找劈柴生火，连灯都没顾得上开。”
炉火很快就生着了，火苗噌噌往上蹿，屋子里暖和起来，被子里的母亲也稍稍舒展了腰身。赵大爷一身的灰和劈柴渣儿，母亲对我说，多亏了你赵大爷。我连忙谢他，他说街里街坊的，谢什么呀，快给你妈做饭吧。母亲连连摆手，说嘴里一点儿味儿也没有，不想吃，让我先烧壶开水。我往水壶里灌好水放在炉子上，回过头看了一眼瘦弱的母亲，心里充满愧疚。
赵大爷出门前，回头对我说：你要不先到我家拿点儿劈柴去，你家的劈柴没有了，我刚才找了半天，才找出一点儿，刚够点着火炉子，明天火要是又灭了，你没的使。
我跟着他走到他家，他抱来满满一怀劈柴放到我的怀里，送我走出他家院门的时候，对我说了一句话，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他说：复兴呀，原来孔圣人说，父母在，不远游。现在别说是你们年轻人了，就是搁谁也做不到，但改一个字，父母老，不远游，还是应该能做到的。
那天的晚上，没有星星，天很黑，很冷。走在回家的夜路上，耳边老响着赵大爷的这句话。心里很惭愧，怀里的劈柴很沉，但很暖。
父亲的三件宝贝
我小时候亲眼看到，父亲有三件宝贝。这三件宝贝都挂在我家的墙上。
一件是一块瑞士英格牌的老怀表。父亲从来没有揣在怀里，一直挂在墙上当挂钟用。那时候家里没有钟表，我们就用它来看时间。我和弟弟小时候，常常会爬在椅子上，踮着脚尖，把老怀表摘下来，放在耳朵边，听它嘀嘀嗒嗒的响声，觉得特别好玩。一件是一幅陆润庠的字，写的什么内容，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只是听父亲讲过，陆润庠是清朝的大学士，当过吏部尚书，是皇上溥仪的老师。
另一件是郎世宁画的狗，这个人是意大利人，跑到中国来，专门待在宫廷里画画。他画的狗是工笔画，装裱成立轴，有些旧损，画面已经起皱了，颜色也已经发暗，但狗身上的绒毛根根毕现，像真的一样，背景有树，枝叶茂密，画得很精细。
我不知道这两幅字画，父亲是怎样得来的，是什么时候得来的，从字画陈旧且保存不好的样子看，再从父亲喜爱又熟悉的样子看，应该年头不短了。
我猜想，父亲并不是为附庸风雅，或真的喜欢字画。他只是喜欢两幅字画的名气。值钱，使得这两幅字画的名气，在父亲的眼睛里更形象化。父亲就是一个俗人。在一面墙皮暗淡甚至有些脱落的墙上，挂着这样的字画，多少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不过，这种不伦不类，让父亲暗暗自得。在税务局里所有20级每月拿70元工资而且始终也没有增长的同一类职员里，父亲是得意的，起码，他拥有陆润庠、郎世宁，还有另一位，就是他的老乡：纪晓岚。
墙上的这两件宝贝，常常是父亲向我和弟弟炫耀他学问的教材，同时也是父亲借此教育我和弟弟的机会。父亲教育我们的理论就是人生在世要有本事，所谓艺不压身。不管什么本事都行，就是得有本事，陆润庠不当官了，写一手好字，照样可以活得挺好；郎世宁画一手好画，在意大利行，跑到中国来也行。父亲常会由此拔出萝卜带出泥，由陆润庠和郎世宁说出好多名人。比如，他会说，同样靠一张嘴，练出本事，陆春龄吹笛子，侯宝林说相声，都成为“雄霸一方”的能人。本事有大有小，小本事有小本事的场地，大本事有大本事的场地，就怕什么本事都没有，只能人家吃肉你喝汤了。
在我小的时候，父亲并不像我长大以后那样不怎么爱说话，而是话很多，用我妈的话说是一套一套的，也不怕人家烦。父亲的教育理论中，这种成名成家的思想很严重。我大一点儿的时候，曾经当面反驳过他，他并不以为然，反而问我：“不是成名成家，而是说本事大，对国家的贡献就大。你说说，到底是一个科学家对国家贡献大，还是一个农民对国家贡献大？”我回答不上来，觉得他讲的这些也有些道理：一个科学家造原子弹成功，对国家的贡献，当然比一个只种出几百斤几千斤粮食的农民要大。但是，在我长大以后，还是把小时候听到的父亲的这些言论，当成了反面材料，写进我入团的思想汇报里，在那些思想汇报里，我对父亲进行了批判。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的这些言论，一方面潜移默化地激励了我的学习，一方面又成为我入团进步的绊脚石。父亲的这些话，一方面成为开放在我学习上的花朵，一方面又成为笼罩在我思想上的乌云。在那个年代里，我的内心其实是有些分裂的。在这样的分裂中，对父亲的亲情被蚕食；父亲的教育理论成为批判的靶子，常常冷冰冰地矗立在面前，随时为我所用。
父亲教育我和弟弟的另一个理论，也曾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那就是他常说的本事是刻苦练出来的。那时他常说的口头语，一个是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一个是吃得苦中苦，才能享得福中福；一个是小时候吃窝头尖，长大以后做大官。
如果我的考试得了99分，父亲就会问我，你们班上有考100分的吗？我说有，父亲就会说：“那你就得问问自己，为什么人家考了100分，你怎么就没有考100分？一定是哪些地方复习得不够，功夫没下到家！你就得再刻苦！”
父亲教育我和弟弟的方法，就是不厌其烦。父亲的脾气很好，是个慢性子，砸姜磨蒜，一个道理，一句话，反复讲。有时候，我和弟弟都躺下睡觉了，他站在床边，还在一遍又一遍地讲，一直讲到我和弟弟都睡着了，他还在讲，发现了之后，才不得不停下了嘴巴，替我们关上灯，走出屋子。
弟弟不怎么爱学习，就爱踢足球，父亲不像说我一样说他，觉得说也没有用，便由着弟弟的性子，踢他的球。弟弟磨父亲给他买一双回力牌的球鞋，那是那个年代里最好的球鞋，一双鞋的价钱，比一双普通的力士鞋贵好多。父亲咬咬牙，还是给他买了一双。这对父亲来说是不容易的，在我和弟弟的眼里，他从来是以抠门儿著称的，很难让他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我读中学的时候，他每月只给我3元，买公共汽车月票就要2元，我便只剩下可怜巴巴的1元。过春节的时候，弟弟要买鞭炮，他会说：“你买鞭炮，自己拿着香去点鞭炮，还害怕，你放炮，别人在一旁听响，所以傻小子才买鞭炮放。”他有他花钱的逻辑和说辞，我和弟弟常在背后说他是要饭的打官司，没得吃，总有得说。
父亲从王府井北口八面槽的力生体育用品商店买回一双白色高帮回力牌的球鞋，弟弟像得了宝，穿在脚上，到处显摆。父亲对他说：“给你买了这双鞋，是要你好好练习踢足球，不管学什么，既然学，就一定把它学好！”对于我和弟弟，在我们渐渐大了以后，父亲采取的教育策略也相应进行了调整和改变，他不再说那些大道理和口头语。说得好听一些，他是因材施教；说得通俗一些，就是什么虫就让它爬什么树。他认定了弟弟不是学习的料，既然喜欢踢球，就让他好好踢球吧，兴许也能踢出一片新天地。
初一的时候，弟弟没有辜负父亲给他买的那双回力牌球鞋，终于参加了先农坛业余体校的少年足球队。弟弟从业余体校回来，很兴奋地对父亲说，教练说了，我们练得好的，初中毕业就可以直接升入北京青年二队。父亲听了很高兴，鼓励他：“把足球踢好也是本事，你看人家张宏根、史万春、年维泗，就得好好练出人家一样的本事！”我家墙上的陆润庠和郎世宁，就这样成为父亲教育我和弟弟的药引子，可以引出无数的说法，编着花儿来说明他的教育理论。
在父亲的心里，有一个小九九，一碗水没有端平，而是偏向我的。他觉得弟弟学习不成，而我的学习不错，把我培养上大学，是他最大的希望。
20世纪60年代，我读初中。父亲突然病了。那正是全国闹天灾人祸的时候，连年的灾荒使粮食一下子紧张起来。我家又有弟弟和我两个正长身体的男孩子，粮食就更不够吃了，每个人每月定量，在我家每顿饭都要定量，要不到月底就揭不开锅。因此，每顿都吃不饱肚子。父亲和母亲都尽量省着吃，让我和弟弟吃，仍然解决不了问题。有一天，父亲不知从哪里买来了好多豆腐渣，开始用豆腐渣包团子吃。团子，是用棒子面包着馅的一种吃食，类似包子。开始的时候，掺一些菜在豆腐渣里，还好咽进肚子里。后来，包的只是豆腐渣，那东西又粗又发酸，吃一顿两顿还行，天天吃的话真有些受不了。可是父亲却天天在吃豆腐渣，中午带的饭也是这玩意儿，最后吃得浑身浮肿，连脚面都肿得像水泡过的一样。单位给了一些补助，是一点儿黄豆。但是这点儿黄豆远远弥补不了父亲身体的严重欠缺，他开始半休。等他的身体稍稍恢复了以后，他的工作被调整了。
但是父亲一直没有对我们说，他是怕我们为他担心，也是怕自己的脸面不好看。直到有一天，我发现父亲下班回来没骑他的那辆自行车，才发现了问题。原来父亲把这辆自行车推进委托行卖掉了。父亲的那辆自行车，就像侯宝林相声里说的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老爷车，一直是父亲的坐骑。父亲上班的税务局在西四牌楼，从我家坐公共汽车，去一趟要五分钱的车票，来回一角钱，父亲的这个坐骑，可以每天为父亲省下这一角钱。现在这个坐骑没有了，他每天要走着上下班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姐姐寄来了一封很长的信，家里一下子平地起了风波。姐姐想把我接到呼和浩特她那里上学，这样家里少了一个人的开销，特别是我读中学之后，又想要买书，花费就更大一些。姐姐想用这样的方法，帮助父亲解决一些困难。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命运会有怎样的变化，我很想念姐姐，能够到呼和浩特去，就可以天天和姐姐在一起了；只是离开北京，离开熟悉的学校和同学，我有些不舍得。而且到一个陌生的新学校去，我又有些担忧，况且我们学校是一所百年老校，是北京市的十大重点中学之一，姐姐帮助我选择的学校是他们铁路的子弟中学，教学质量肯定不如我们学校。我拿不定主意，就看父亲最后怎么决定了。
父亲没有同意，他没有像我这样的瞻前顾后，以果断的态度给姐姐回了一封信，不容置疑地回绝了姐姐的好意。对于一辈子优柔寡断的父亲而言，这是唯一一次毅然决然的决定。或许，这是父亲性格的另一面，在年轻时军旅生涯中有所体现，只是那时我不知道罢了。父亲在给姐姐的信中说，他可以解决眼下的困难，还是希望把我留在北京，以后在北京考大学，各方面的条件都会更好些。
姐姐没再坚持。其实姐姐和父亲都是性格极其固执的人，如果不是固执，姐姐不会主意那么大，那么不听人劝，17岁时就独自一人跑到内蒙古，在风沙弥漫的京包铁路线上奔波一生。我猜想，姐姐一定明白，在父亲的心里，我的分量很重，亲眼看到我考上大学，是父亲一直的期待。姐姐也一定明白父亲的想法，因为她只读到小学四年级便参加工作了，父亲一直笃信自己的教育水平，不会相信她，更不会放心把我交到她的手里。
长大以后，我的想法有了改变，我猜想，除了对姐姐的不信任和希望亲眼看到我上大学之外，他的心里一定在想，已经把一个女儿送到塞外了，不能再把一个儿子也送到塞外。在父亲的眼里和懂得的历史中，尽管呼和浩特是一座城市，但毕竟无法和首都北京相比，那里是昭君出塞的地方。
我留在了北京。父亲继续步行从前门到西四上班。日子似乎又恢复了平静。只是粮食依然不够吃，每月月底，是最紧张的时候，面对两个正在长身体的男孩子，父亲和母亲常常面面相觑，一筹莫展。没有过多久，我发现墙上的那块英格牌的怀表没有了。又没过多久，墙上的陆润庠的字和郎世宁的狗，也都没有了。我知道，它们都被父亲卖给了委托行。那时，我妈吐血，为给我妈治病，也为治他自己的浮肿，要买一些黑市上的高价食品，父亲不得不卖掉了他仅有的三件宝贝。
我知道，父亲是希望用这样的方法，给我妈补补身体，更为挽救自己江河日下的身体，希望能尽快恢复原来的工作。
可是这三件宝贝没有挽救得了父亲的身体。黄鼠狼单咬病鸭子，他的身体状况下滑得厉害，而且又患上了高血压。税务局让他提前退休了。那一年，他57岁，离退休年龄还有三年。
退休那一天，我去税务局接父亲，顺便帮助他拿一些东西。我才发现，他被调整后的工作，不再是税务，而是税务局下属的第三产业，生产胶木产品的一个小工厂。在税务局旁边胡同里一个昏暗的车间里，我找到了父亲，他正系着围裙，戴着一副白线手套挑胶木做的什么电源开关。听见同事叫他的名字，他抬起头来看见了我，站了起来，和同事打过招呼之后，和我一起走出车间。我能感到，车间里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和父亲的身上。我不清楚那些目光的含义，是替父亲惋惜、悲伤，还是有些幸灾乐祸？
那一天，我和父亲从西四一直走到前门，一路上，我和父亲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这么默默地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想象着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一直是骑着自行车上班下班来往在这条大街上的。现在，工作没有了，自行车也没有了。我知道，父亲的心里一定很痛苦，他一定没有想到他自己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告别工作，提前进入了拿国家养老金的人的行列里。他一定不甘心，又一定很无奈。
我一直在想，按照父亲的教育理论，他这一辈子算是有本事的呢，还是没有本事的呢？如果说没有本事，父亲是凭着初小的文化水平，靠着自己的努力，从国民政府到新中国成立，一直是担当得起这一份工作的。如果说有本事，他最后却沦落到做胶木电源开关的地步，和他原来的工作相去甚远。他是被身体打败的呢，还是由于身体的原因而被单位借此顺坡赶驴一样赶下了山？父亲从来没有和我谈论过这些，而在那个年代，我也没有能力思考这一切，反而觉得让父亲提前退休，是组织对他的格外照顾。
很久以后，也就是父亲去世之后，税务局工会派来一位老人来家里进行慰问。因为这个老人在税务局工作的年头很长，曾经和父亲一起共事，对父亲有所了解。他对我说起父亲，说父亲脾气倔，工作认死理，他去人家单位收税的时候，据理力争，虽然得罪人，但是总能把税给收上来。
父亲退休以后，开始练习气功和太极拳。他做事有定力和恒心。那时候，因为父亲提前退休，每月只能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42元钱，家里的生活一下子变得更加拮据，便把原来的三间住房让出一间，节省一些房租。家里就剩下两间屋子，清晨，是父亲练太极拳的时候；晚上，是父亲练气功的时候。雷打不动，无论什么情况，他都能坚持，特别是晚上，不论我和弟弟在外屋复习功课或说笑打闹有多吵多乱，他都会一个人在里屋练气功，站桩一动不动。
父亲的举动让我很受触动，不仅是他的耐性和坚持。由于他的提前退休，让家里的日子变得艰难。我本想读高中将来考大学的，在初中即将毕业的时候，把这个念头打消了，想考一所中专或师范学校，不仅可以免去学费，还能解决吃住，帮助家里减轻一点儿负担。父亲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说：“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大学。你弟弟不爱读书也就算了，你学习成绩一直不错，绝不能因为我耽误了你！”我姐姐知道了这事后，每月寄来30元，说是补齐父亲退休前的工资，一定要我读高中，考大学。
我如愿考上了理想的高中……
清明忆父
读初二的那一年，我爱上了读书，特别是从同学那里借了一本《千家诗》之后，我对古诗更是着迷。那时候，我家住在前门，离大栅栏不远，大栅栏路北有一家挺大的新华书店，我常常在放学之后到那里看书。多次地翻看，从那书架上琳琅满目的唐诗宋词里，我看中其中四本，最为心仪，总是爱不释手，拿起来，又放下，恋恋不舍。
每一次翻完这四本书后，总要忍不住看书后面的定价，《李白诗选》定价是1元5分，《杜甫诗选》定价是7角5分，《陆游诗选》定价是8角，《宋词选》定价是1元3角。那时候的5元钱，是我上学在学校里一个月午饭的饭费。每一次看完书后面的定价，心里都叹气，这么多钱，和父亲要，父亲不会答应的。所以，每次翻完书，心里都对自己说，算了，不买了，到学校借吧。可是，每次到新华书店里来，总忍不住还要踮着脚尖，把这四本书从架上拿下来，总忍不住翻完书后再看看后面的定价，似乎希望这一次看到的定价会比上一次看到的便宜似的。
那时候，姐姐为了帮助父亲分担家的负担，不到18岁就去了包头，到正在新建的京包铁路线上工作，从她的工资里拿出大部分，开始每月给家里寄20元钱。那一天放学之后，母亲刚刚从邮局里取回姐姐寄来的20元钱，我清清楚楚地看见母亲把那4张5元钱的票子，放进了我家放“金银细软”的小箱子里。母亲出去之后，我立刻打开小箱子，从那4张票子里抽出一张，揣进衣兜，飞也似的跑出家门，跑到大栅栏，跑进新华书店，不由分说地，几乎是比售货员还要业务熟练地从书架上抽出那四本书，交到柜台上，然后从衣兜里掏出那张5元钱的票子，骄傲地买下了那四本书。终于，李白、杜甫和陆游，还有宋代那么多有名的词人，都属于我了，可以天天陪伴我一起吟风弄月、说山论河了。
黄昏时，看见刚下班的父亲一脸铁青地向我走来，然后把我领回家，回到家，把我摁在床板上，用鞋底子打了我屁股一顿。我没有反抗，没有哭，什么话也没有说，因为我一眼看到了床头上放着那四本书，知道父亲一定知道了小箱子里少了一张5元钱的票子是干什么去了。
挨完打后，我没有吃饭，拿着那四本书，跑回大栅栏的新华书店，好说歹说，求人家退了书。我把拿回来的钱放在父亲的面前，父亲抬头看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说。
第二天晚上，父亲回来晚了，天完全黑了下来。母亲已经把饭菜盛好，放在桌子上，我们一家正等他吃饭。父亲坐在饭桌前，没有先端饭碗，而是从他的破提包里拿出了几本书，我一眼就看见，就是那四本书，《李白诗选》《杜甫诗选》《陆游诗选》和《宋词选》。父亲对我说：“爱看书是好事，我不是不让你买书，是不让你私自拿家里的钱。”
将近50年的光阴过去了，我还记得父亲讲过的这句话和讲这句话的样子。那四本书，跟随我从北京到北大荒，又从北大荒到北京，几经颠簸，几经搬家，一直都还在我的身旁。大栅栏的那家新华书店，奇迹般地也还在那里。一切都好像还和童年时一样，只是父亲已经去世38年了。
娘的四扇屏
这一次来呼和浩特的姐姐家，发现客厅的墙上多了四扇屏。姐姐说：“那是咱娘绣的。”
我一看，屏中是四季内容的四面传统丝绣，一看年代就够久远了，缎面已经显旧，颜色有些暗淡。但是，丝线的质量很好，依然透着光泽，比一般的墨色和油画色还能保鲜。
春，绣的是凤凰戏牡丹。牡丹的枝叶，像被风吹动，蜿蜒伸展自如，柔若无骨；有趣的是凤凰凌空展翅，多情又有些俏皮地伸着嘴，衔着牡丹上面探出的一根枝条，像是用力要把这一株牡丹衔走，飞上天空。
夏，绣的是映日荷花。绿绿的荷叶亭亭，粉红色的荷花格外婀娜，还横刺出一支绿莲蓬。荷花上有一只蜜蜂飞舞，水草中有一只螃蟹弄水，有意思的是，最下面的浪花全绣成了红色。
秋，绣的是菊花烹酒。没有酒，只有一大一小、一上一下的两朵金菊盛开，几瓣花骨朵点缀其间，颜色很是跳跃。一只蝴蝶在花叶间翻飞，一只七星瓢虫在花枝下如倒挂金钟。水里有一条大眼睛的游鱼，一只探出犄角的小蜗牛，充满童趣。
冬，绣的是传统的喜鹊登梅。五瓣梅花，绣成了粉红色、淡紫色和豆青色，点点未开的梅萼，红的，粉的，深浅不一，散落在疏枝之间，如小星星一样闪闪烁烁。喜鹊的长尾巴绣成紫色，翅膀黑色的羽毛下藏着几缕苹果绿，肚皮是蛋青色。几块镂空的上水石则被完全抽象化，绣成五彩斑斓的绣球模样。
四扇屏分别用丝线绣着小字：“牡丹古人称花王”“夏月荷花阵阵香”“菊花烹酒月中香”“梅萼出放人咸爱”。“出”字大概绣错了，应该是“初”字。我知道娘的文化水平不高，好多字是结婚以后父亲教她的。
姐姐说，这是前些日子她刚拿出来的，然后做了四个框，才挂在墙上的。然后，姐姐告诉我：“这是娘做姑娘时绣的呢。”
姐姐从来称母亲为娘。母亲去世后，父亲从老家为我和弟弟娶回来继母，或是为了区别，我们都管继母叫妈，管生母叫娘。
我是第一次见到我娘的这四扇屏。我娘死得早，37岁就突然病故，那一年，我才5岁。此后，我没有见过娘留下的任何遗物，家里只存有娘的一张照片，那是葬礼上的遗照，它成为联系我和娘生命与情感的唯一凭证。
由于那时候年龄小，在我的脑海里，娘的印象是极其模糊的。突然见到这四扇屏，心里有些激动，禁不住贴近墙面，想仔细看。不知是这面墙热，还是四扇屏有了热度，好像一下子有了一种温暖的感觉，就贴在娘的身边。
这面墙正对着阳台的玻璃窗，四扇屏上反光很厉害，跳跃着的光点晃着我泪花闪烁的眼睛，一时光斑碰撞在一起，斑驳迷离。春夏秋冬的风景，仿佛晃动交错在一起，很多记忆蜂拥而至，随四季变化而缤纷起来。而且，本来似是而非早已经模糊的娘的影子，似乎也水落石出一般，在四扇屏上清晰地浮现出来。从北京来呼和浩特之前，我已经在心里算过了，如果娘活着，今年整整100岁。我对姐姐说了这话之后，姐姐一愣，然后说，可不是怎么着，娘20岁生下的我，我今年都80岁了。说完，姐姐又望望墙上的四扇屏。她没有想到这么巧，将娘的这四扇屏挂上之时，正是娘的100岁。不是心里的情分，不是命运的缘分，又是什么？
亏了姐姐的心细，将这四扇屏珍藏了80年。这80年，不要说经历了抗战和内战战乱中的颠沛流离，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运动，也够姐姐受的了。四扇屏是娘留下来的唯一遗物了。我忽然发现，遗物对于人尤其是亲人的价值。它不仅是留给后人的一点仅存的念想，同时也是情感传递和复活的见证。
我想起去年夏天曾经读过徐渭的一首七绝诗：箧里残花色尚明，分明世事隔前生。坐来不觉西窗暗，飞尽寒梅雪未晴。他是写给自己亡妻的，看到箧里妻子旧衣上的残花而心生感喟，和我此时的心情是那么相同。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冥冥之中有着心灵感应，莫非去年此时，徐渭的诗就已经昭示了今天，就像他在偶然之间看到亡妻的遗物一样，我也会突然间和娘的遗物相遇，在娘100岁的时候。
只是，和姐姐相对而坐，面临的不是西窗，而是南窗；飞落的不是梅花和雪花，而是潇潇细雨。
我想，娘一定在四扇屏上看着我们。那上面有她绣的牡丹、荷花、菊花和梅花，簇拥着她，也簇拥着我们。
窗前的母亲
在家里，母亲最爱待的地方就是窗前。
自从搬进楼房，母亲就很少下楼，我们都嘱咐她，她自己也格外注意：楼层高、楼梯陡，自己老了，如果磕着碰着就会给孩子添麻烦。每天，我们在家的时候，她和我们一起忙乎着做家务，手脚不闲儿；我们一上班，孩子一上学，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时，大部分时间，她就待在窗前。
那时，母亲的房间，一张床紧靠着窗子，那扇朝南的窗子很大，几乎占了一面墙，母亲坐在床上，靠着被子，窗前的一切就一览无余。阳光总是那样灿烂，透过窗子照得母亲全身暖洋洋的，母亲就像向日葵似的特别爱追着太阳晒，让身子有暖烘烘的感觉。有时候，不知不觉她就依在被子上睡着了。一个盹打过来，睁开眼睛，她会接着望窗外。
窗外有一条还没有完全修好的马路，马路的对面是一片工地，恐龙似的脚手架簇拥着正在盖起的楼房，遮挡了远处的视线。由于马路没有完全修好，来往的车辆不多，人也很少，窗前大部分时间是安静的，只有太阳在悄悄地移动，从窗子的这边移到另一边，然后移到窗后面，留给母亲一片阴凉。
我们回家，只要走到楼前，抬头望一下那扇窗子，就能看见母亲的身影。窗子开着的时候，母亲花白的头发会迎风摆动，窗框就像恰到好处的画框。等我们爬上楼梯，还没掏出门钥匙，门已经开了，母亲站在门口。不用说，我们从楼下看见母亲时，母亲也看见我们了。那时候，我们出门永远不怕忘记带房门钥匙，有母亲在窗前守候着，门后面总会有一张温暖的脸庞。有时我们晚上很晚才回家，楼下已经黑乎乎一片了，母亲也能看见我们。其实，母亲早就老眼昏花，不过是凭感觉而已，可她的感觉从来都十拿九稳，她总是那样及时地出在家门的后面，替我们早早地打开门。
母亲最大的乐趣，是对我们讲她这一天在窗前看见的新闻。她会告诉我们：路上开过来的汽车比往常多了几辆；今天对面的路边卸下好多的沙子；今天咱们这边的马路边栽了小树苗；今天她的小孙子放学和同学一前一后追赶着，像一阵风似的；今天还有几只麻雀落在咱家的窗台上……都是些平淡无奇的小事，但她有枣一棍子、没枣一棒子地讲起来时津津有味。
母亲不爱看电视，总说她看不懂那玩意儿，但她看得懂窗前这一切，这一切都像是放电影似的，演着重复的和不重复的琐琐碎碎的故事，沟通着她和外界的联系，也沟通着她和我们的联系。听母亲讲述那些八竿子都打不到一起的事情，让我感到岁月的流逝、人生的沧桑就是这样在她的眼睛里闪现着。有时候，我偶尔会想，要是把母亲的这些都写下来，那才是真正的意识流呢。
母亲在这座新楼里一共住了五年。母亲去世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我出门总是忘记带钥匙。而每一次回家走到楼下的时候，我也总是习惯地望望楼上的那扇窗，可那空荡荡的窗像是没有画幅的镜框，像是没有了牙齿的瘪嘴。这时，我才明白那五年里窗前母亲的身影对我们是多么珍贵而温馨，才明白窗前有母亲的回忆，也有我们的回忆。
当然，我更明白了：只要母亲在，家里的窗前就会有母亲的身影。那是每个家庭里无声却最动人的一幅画。
母亲与莫扎特
这似乎是一个不伦不类的题目，母亲目不识丁，根本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上曾有过一位莫扎特。
是冥冥中的命运，把母亲和莫扎特连在一起。
那一年的夏天最难熬，我常去两个地方消遣：一是月坛邮票市场，一是灯市口唱片公司。抱着邮票回家，邮票不会说话，任你摆弄，母亲只是悄悄坐在床头看我，看困了，便倒下睡着了，微微打着鼾。唱片不是邮票，买回来是要听的，而且，常觉得音量太小难听出效果，便把音量放大，震得满屋摇摇晃晃；又常在夜深人静时听，觉得那时才有韵味，才能把心融化……母亲常无法休息。我几次对老人说：“吵您睡觉吧？”她总是摆摆手：“不碍的，听你的！”我问她：“好听吗？”她点着头：“好听！”其实，我知道，一切都是为了我。她总是默默地坐在床头，陪我听到很晚。母亲并不关心那个大黑匣中的贝多芬、马勒或曼托瓦尼，母亲只关心一个人，那便是我。
八月的一天黄昏，我又来到了灯市口，偶然间看到一盘莫扎特的《安魂曲》。我拿了起来，犹豫了一下，买还是不买？这是莫扎特最后一部未完成曲，拥有它是值得的，但是，我实在不大喜欢莫扎特。我一直觉得他缺少柴可夫斯基的忧郁、勃拉姆斯的挚情，更缺少贝多芬的深刻，我知道这是我偏执，但在音乐面前喜欢与不喜欢，来不得半点虚假。
这一天黄昏，我空手而归，母亲还好好的，正坐在厨房里帮我择新买的小白菜和嫩葱。我问她：“今晚您想吃点什么？”她像以往一样说：“你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吧！”几十年，她就是这样辛苦操劳，却从不为自己提一点点要求。我炒菜，她像以往一样站在我旁边帮我打下手。晚饭后我听音乐，她像以往一样坐在床头默默陪我一起听，一直听到很晚、很晚……谁会想到，第二天老人家竟会溘然长逝呢！母亲依然如平日一样默默坐在床头，突然头一歪倒在床上，无疾而终，突然得让我心一时无法承受。
丧事过后，我想起那盘《安魂曲》。莫非莫扎特在启迪我，母亲即将告别这个世界，灵魂需要安慰？而我却疏忽了，只咀嚼个人的滋味。我很后悔没有买。如果买下让母亲临别最后一夜听听也好啊！我甚至想，如果买下也许能保佑母亲不会那样突然而去呢！
我直感到对不住莫扎特，我直感到对不住母亲。
不要执意追求什么深刻，平凡、美好，本身不就是一种深刻吗？母亲太过平凡，但给予孩子最后一刻的爱，难道不也是一种深刻吗？我看到梅纽因写过的一段话，说莫扎特的音乐“像一座火山斜坡上的葡萄园，外面幽美宁静，里面却是火热的！”我没有理解莫扎特，也没有理解母亲。
我鬼使神差又跑到灯市口，可惜，那张唱片没有了。
荞麦皮枕头
我家枕的一直是荞麦皮做的枕头，已经很有些年头了。那还是父母在世的时候就开始用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田地里种的荞麦，据说它开着浅粉红色的小花，很好看。我见到母亲缝进枕头套里的荞麦皮却是黑乎乎的，一点也想象不出它曾经有过的花样年华。
不过，荞麦皮枕头软硬适度，冬暖夏凉，而且枕在上面不会“落枕”。母亲夸它的时候，还会特别加上一条，说枕着它睡觉不会做噩梦。我就是这样一直枕着它长大，枕到结婚。结婚那年，做了新被子新褥子，总不能再枕旧枕头了吧？我买了一对棉枕头，却是谁枕都不舒服，索性放在一边，还是枕原来的荞麦皮枕头。就这样枕着，一天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和它相亲相近。
儿子落生的时候，母亲把家里的荞麦皮枕头都拆了，把里面的荞麦皮都倒在洗衣盆里，彻底清洗晾干，再装进枕头套之后，特意留出了一部分荞麦皮，给儿子做了一个枕头。那枕头不大，是用一块小碎花布做的枕套，袖珍玩具似的，伴随着儿子整个的童年。那时候，儿子和母亲睡在一张床上，一大一小的两个枕头，并排在一起，就像过家家的游戏似的，让人感到亲切。
儿子10岁那年，我的母亲去世了。儿子便枕着母亲的枕头。母亲便似乎没有离开他，还睡在他的身边。从小，母亲都是儿子的保护神和护身符。有时候，我的脾气急躁，常常因为儿子出现一点过错而和孩子吼，吓得孩子躲在母亲的身后。这时候，母亲常常会责怪我：孩子才多大呀？你小时候我看还不如他听话呢！枕在这个枕头上，和枕在母亲的腿上，儿子常常会睡得格外的安稳和甜蜜。
考入大学，要住校，虽然，学校里发了全部的被褥和枕头，儿子还是带去了这个枕头，枕别的枕头，他睡不好觉。这个枕头一直陪伴他，从小学四年级到高中毕业，又和他一起走进大学。四年大学毕业，那个夏天，儿子带回家一箱子书，一堆脏衣服，被子和褥子都扔在了学校，却没有忘记把这个枕头带回家。这个枕头蜷缩在他的背包里，油渍麻花的，像一根油条。
不到两个月后，儿子要到美国读研，我给他买了一个12孔棉的枕头，儿子却对这新枕头不屑一顾，坚持带他那个沉甸甸的荞麦皮枕头。他说他睡别的枕头就是怎么也睡不着。没有办法，他妈妈只好把他那个脏油条似的枕头里的荞麦皮倒出来，重新洗净晾干，装进帮他缝的新枕套里。他站在他妈妈的身边，看他妈妈忙乎，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看着母亲从枕套里倒出荞麦皮，用清水洗净，晾干，再缝进枕头套里面的情景，人生就是这样轮回着，一代人逝去，一代人老去，一代人长大。
虽然，那个枕头占据了他箱子里一个很大的空间，他心里很踏实地带着它离开了家，乘上飞机，飞到了遥远的异国他乡。
后来，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儿子才告诉我们：到达美国他的学校时已经是深夜，那一夜，枕在这个荞麦皮枕头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一下子，天远地远，只有它，让他感到家还在自己的身边。
母亲的学问
24年前，我从北大荒插队回到城里，挨过了一段待业的日子，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所中学里当老师。每月42.5元的工资，这是我拿到的第一份工资，以后每月都把工资如数交给母亲。我和母亲两人就要靠这每月42.5元的工资过日子。
那时候，我的一个同学在旧书店里看见一套十卷本的《鲁迅全集》，20元钱。他知道我喜欢书，肯定想要这一套《鲁迅全集》，怕别人买走，便替我买了下来。20元钱买一套《鲁迅全集》确实不贵，但以当时我家的生活水平来看，20元将近占了我一个月工资的一半。刚刚把工资交给了母亲，我怎么好意思再要回将近一半的钱来买书呢？
我有些犹豫，心里却惦记着这套《鲁迅全集》。大概像所有孩子的心事都瞒不过母亲一样，母亲看出了我的心事。她从装钱的小箱子里拿出了20元钱递给我，让我去买书。她说：“你放心，我这儿有过日子的钱，你不用操心！”
后来，我知道那是母亲从每月那可怜巴巴的42.5元的工资里一点点节省下来的。母亲把42.5元的工资经营得井井有条，沙场秋点兵一样，让每分钱都恰到好处地派上用场，让这个已经破败得千疮百孔的家，重新扬起了有些生气的风帆。
那时，水果才几毛钱一斤，但母亲从来不买，她只买几分钱一斤的处理水果。在我还没有到家的时候，母亲把水果上那些烂掉的、坏掉的部分用刀子剜掉，用水洗得干干净净，摆在盘子里等我回来一起吃。
有一次，母亲洗好、剜好了这样一盘新买来的小沙果，恰巧，我的几个学生找到我家来看我，我赶紧把这些小沙果拿进了里屋，我有些不好意思让学生看见我生活的寒酸。偏偏母亲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她从里屋把沙果又端了出来，招待学生们吃。我觉得很伤自尊，心里很别扭。
等学生走后，我向母亲发脾气，赌气不吃那盘烂沙果。母亲听着，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吃着那盘烂沙果。
事后，我有些后悔冲母亲发脾气。虽然亲身经历着生活的艰难，但我并不真正懂得生活，我不懂得生活其实是一天接一天的日子，不管每一天是苦是乐，是希望着还是失望着，是有人关心还是被人遗忘……都是要去过的，而每一天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节省。节省和节约不一样，节约，是自己还有一些东西，只不过不要大手大脚一下子用完花光；节省不是这样，节省是东西本来就这么些，要在短缺局促的方寸之间做道场。节约，像是衣柜里有许多服装，只是不要只穿那些漂亮的光鲜的衣服，要拣些朴素的穿；节省，却是根本没有那么些衣服，甚至没有衣柜，必须将破旧的衣服补上补丁来穿。
节约是自我约束的一种品质，节省却是一门从艰辛生活中学来的学问，在平常的日子里尤其是在富裕的日子里是不会学到的。
那确实是母亲的一门学问。
生命不仅属于自己
母亲已经去世十几年了，怪得很，还是在梦中常常见到，而且是那样清晰。一个人与一个人的生命是这样系在一起，并不因为生命的结束而终止。
记得那一年母亲终于大病初愈，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一直躺在病床上，母亲消瘦了许多，体力明显不支，但总算可以不再吃药了，我和母亲都舒了一口气。记不得从哪一天的清早开始，我忽然被外屋的动静弄醒，有些害怕。因为母亲以前得的是幻听式精神分裂症，常常在半夜和清晨突然醒来跳下床，我真是怕她的旧病复发。我悄悄地爬起来往外看，只见母亲穿好了衣服，站在地上甩胳膊伸腿弯腰的，有规律地反复地动作着，显然是她自己编出来的早操。我的心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母亲知道练身体了，这是好事，再老的人对生命也有着本能的向往。
大概母亲后来发现每早的锻炼吵醒了我的懒觉，便到外面的院子里去练她自己杜撰的那一套早操，她的胳膊腿比以前有劲儿多了，饭量也好多了。正是冬天，清晨的天气很冷，我对母亲说：“妈，您就在屋子里练吧，不碍事的，我睡觉死。”母亲却说：“外面的空气好。”也许到这时我也没能明白母亲坚持每早的锻炼为了什么。后来有一次我开玩笑说她：“妈，你可真行，这么冷，天天都能坚持！” 她说：“咳，练练吧，我身子骨硬朗点儿，省得以后给你们添累赘。”这话说得我的心头一沉，我才知母亲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孩子，她把生命的意义看得这样的直接和明了。在以后的很多日子里，我常常想起母亲的这话和她每天清早锻炼身体的情景，便常让我感动不已。一直到母亲去世的那一天，她都没给孩子添一点儿累赘。母亲是无疾而终，临终的那一天，她都将自己的衣服包括袜子和手绢洗得干干净净，整齐地叠放在柜子里。
也许，只有母亲才会这样对待生命。她将生命不仅仅看成自己的，而是关系着每一个孩子，将她的爱通过生命的方式传递。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这样的，都不仅仅属于自己，都会天然地联系着他人，尤其是自己的亲人。只是有时我们不那么想或想得不周，总以为生命属于自己，自己痛苦就痛苦罢了，而不那么善待甚至珍惜，不知道这样是会连及亲人的，他们现在会为我们日夜担心，日后会为我们辛苦操劳。这样的人不止一个，我的弟弟就是其一。他饮酒成性，喝得胃出血，一边吃药一边照样攥着酒瓶不放。大家常常劝他，他却死猪不怕开水烫。不止一个人说他：“你得注意点儿身体，要不会喝出病来的，弄不好连命都得搭进去。”他却说一句：“无所谓。”照样饮酒为乐，以酒为荣，根本没考虑到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包括我在内的亲人，他连起码想想如果有一天真的喝出病来不可收拾的时候会给亲人带来多少痛苦都没有。
每次看到他这样子，我便想起母亲，我也曾将母亲当时锻炼的情景告诉给他，但他似乎无动于衷。想想，他没有亲身感受到那情景，母亲每天清晨锻炼身体而想着包括我和他在内的孩子的时候，他喝酒喝得正痛快淋漓着呢。或许，这就是孩子和母亲的区别。只有孩子才始终是母亲的连心肉，孩子脱离母体之后总以为是飞跑了的蒲公英，可以随处飘落却找不到根系。
我们常说一个人和一个人感情是可以相通的，其实，一个人和一个人的生命更是可以相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