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部编版八上语文课本第四单元选用了他的散文《昆明的雨》。

《芦荡火种》改名《沙家浜》

“文革”期间，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与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及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为“八大样板戏”。

1964年4月27日晚，汪曾祺等人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执笔改编同名京剧，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祝贺演出成功。

《芦荡火种》的创作组由汪曾祺、杨毓珉、肖甲、薛恩厚4人组成，汪曾祺为主要执笔者。改编后《芦荡火种》的京剧最初取名为《地下联络员》，后经国家领导人审看，提出了修改意见。毛主席在看了京剧《芦荡火种》之后，不乏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毛主席明确指示要改剧名，他说：“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

50多年过去，现代京剧《沙家滨》的经典化语言、经典化唱腔、经典化人物、经典化表演，依然是中国戏剧史上的艺术丰碑。

汪曾祺对江青阳奉阴违

1963年12月下旬，北京京剧团接到由江青交来的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演出的《芦荡火种》剧本，立即由党委书记薛恩厚、副团长萧甲、艺术室主任杨毓敏和专职编剧汪曾祺成立创作组，集中力量从事京剧化的移植改编。由于《芦荡火种》的原剧本有较好的基础，京剧演出本很快改编完成，并且迅速被搬上舞台。

江青是在上海飞往北京的专机上偶然从《北京日报》上发现京剧《芦荡火种》公演并受到广大观众欢迎的消息，她断定此戏一定进行了加工提高。到北京的当晚，她就迫不及待地赶去看戏，戏结束后直奔后台，一面大发雷霆：“你们好大胆子，没经过我就公演了。”一面霸道地宣布：“这出戏我管的……彭真给你们发了一篇社论，我以后让《人民日报》连发两篇社论。”这样一来，《芦荡火种》就被看成是她抓的戏，北京京剧团就被看成她的阵地，包括汪曾祺在内的演职人员从此以后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就再也不得安宁。

江青对汪曾祺留下印象，是从京剧《沙家浜》开始的。她欣赏汪曾祺在剧中写的那些俗中见雅、浅处见才、透出浓厚京剧韵味的唱词，她知道，没有很深的古典文学修养和功底，是达不到这般境界的。于是，她在把京剧《沙家浜》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的同时，又在考虑借助于汪曾祺抓新的戏剧创作。

1965年4月中旬，北京京剧团由重庆到上海，再排《沙家浜》，江青到剧场审查通过，定为“样板”，并决定“五一”节在上海公演。“样板戏”的名称从此就叫开了。剧团那时还不叫“样板团”，叫“试验田”，全称是“江青同志的试验田”。

在最为脍炙人口的“智斗”一场戏中，春来茶馆的老板娘、中共地下工作者阿庆嫂与忠义救国军参谋长刁德一和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之间，以团团转的圆场调度来巧妙周旋的“背供戏”，就是由汪曾祺按照江青的建议执笔完成的：

刁德一：这个女人哪不寻常。

阿庆嫂：刁德一有什么鬼心肠？

胡传魁：这小刁，一点面子也不讲。

阿庆嫂：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

刁德一：她态度不卑又不亢。

阿庆嫂：他神情不阴又不阳。

胡传魁：刁德一，搞的什么鬼花样。

阿庆嫂：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

刁德一：我待要旁敲侧击将她访。

阿庆嫂：我必须察言观色把他防。

据汪曾祺在《关于〈沙家浜〉》一文中回忆，这场戏原来只是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出戏入戏、斗智斗勇的“背供”唱腔，江青审读时提出要把胡传魁拉进矛盾冲突之中，这样不但可以展现三个人之间的心理较量，舞台调度上也可以推陈出新。按照原来的剧本，胡传魁只能踱到舞台后面对湖水发呆抽烟，等于是被“挂”起来了。

接着上面的“背供戏”，是刁德一对于阿庆嫂的当面盘问：“阿庆嫂，适才听得司令讲，阿庆嫂真是不寻常。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若无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焉能够舍己救人不慌张。”

阿庆嫂的回答是：“参谋长休要谬夸奖，舍己救人不敢当。开茶馆，盼兴旺，江湖义气是第一桩。司令常来又常往，我有心，背靠大树好乘凉。也是司令的洪福广，方能遇难又呈祥。”

当刁德一进一步试探说：“新四军久在沙家滨，这棵大树有荫凉，你与他们常来往，想必是安排照应更周详？”

阿庆嫂机警地回答道：“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

江青起初对于“垒起七星灶”一段戏文中的“江湖口”，也就是江湖游民气息大为不满。坚持己见的汪曾祺不得不通过阳奉阴违的方式，把这段戏文保留了下来。正是因为汪曾祺创造性地在高度程式化的板腔体唱词中，加入了一些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甚至是江湖游民气息的白话诗词，才使得《沙家浜》的京剧唱腔和京剧表演变得更加富于美感和艺术表现力。无论是阿庆嫂的泼辣机警、郭建光的英明果断，还是刁德一的阴险狡诈、胡传魁的愚蠢自负，都被他表现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用汪曾祺自己的话说，“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

《沙家浜》：三起三落汪曾祺

“文化大革命”来了。汪曾祺是北京京剧团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因为他有“前科”。“文化大革命”中，给汪曾祺贴的大字报的标题是：《老右派，新表演》。参与京剧《沙家浜》改编工作的四个人全都挨批挨斗，因为汪曾祺是摘帽“右派”，造反派、军代表对他更要“严管”，让他整天在团里倒煤，即把整块煤、碎煤、煤末逐一分开，再分门别类地收集起来。看到许多一直受人尊敬的国家领导人，那么多的文艺界名人，甚至普通居民都被批斗，有的还被折磨死，汪曾祺就觉得自己吃的这点儿苦实在算不了什么。没有人找他写戏了，也不能看书，剩下来的事就是每天在团里倒煤，冷眼旁观社会上、街坊里、单位中每天都在发生的、总是演不完，也似乎永不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闹剧。

汪曾祺万万没想到，“解放”他的日子那么快就到来了。那一天，他正把煤堆倒来倒去，一位身着四个兜绿军装的军代表跑过来。先是令汪曾祺出列，劈头盖脑地将他训斥一顿。正当汪曾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时，这位军代表却又突然宣布，让汪曾祺回“牛棚”迅速写一份深刻检查。汪曾祺更糊涂了，又没有新的“罪行”，写什么检查?军代表看出汪曾祺眼中的疑问，也嫌他反应迟钝，压低了声音喝道：“还不快去写，上级考虑‘解放’你哩!” “解放”二字如炸雷滚入汪曾祺耳中，使他又惊又喜!

关进“牛棚”的人谁都盼着“解放”，没想到“解放”自己的这一天来得这么早，这么快，这么突然!嗨!简直是喜从天降!其他什么话也听不进了，汪曾祺满耳都回响着一个声音：解放!解放!心中高兴，脚下生风，他不由地加了把劲往“牛棚”里跑。不想军代表气喘喘地从后面赶上来，大声喊：“汪曾祺，你不用回去写检查了，给你笔和纸，你就在这里拣重要的写几句就行了。”

天下有这等好事?汪曾祺接过笔和纸，刚写了一句，那军代表又改变了主意，只见他把手一挥，急促地说：“不用写了，口头检查算了，说吧!”汪曾祺愣住了：“说?说什么……” “就说跟着首长搞京剧革命，永远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就说这个?汪曾祺心中暗喜，同时把一颗提得老高的心放了下来，迅即照猫画虎地学舌了一遍。

到了这时，军代表才道出“天机”，说有位中央首长马上要接见他，叫汪曾祺立即跟他走。想到刚才让自己表决心“跟着首长搞京剧革命”，汪曾祺已明白这位中央首长是谁。看着自己脸上挂着黑灰，手上满是煤屑，衣服也是脏兮兮的，活像个“小鬼”，汪曾祺向军代表提出：“让我回趟家，换件干净衣服再去吧!”军代表断然否决：“不成，来不及了!”

汪曾祺十分为难：“就我这身衣服去见首长，怕不合适吧?”不想军代表考虑到了这一点。他告诉汪曾祺，已经叫人去买衣服了。他要汪曾祺洗洗脸去。汪曾祺胡乱地洗过脸，皱纹里藏着的小煤屑一时洗不干净。一套新蓝咔叽制服已经买来了。汪曾祺换上新装，就随着军代表上了车。此时的他虽然大致猜得到是什么样的首长召见他，但毕竟还不能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

原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江青要进一步抓紧革命“样板戏”的创作与上演。对于《沙家浜》，她还想再作进一步的修改，最重要的是，要把原剧中的二号人物郭建光描写成一号人物，把阿庆嫂降为二号，这关系到是武装斗争领导秘密工作，还是秘密工作领导武装斗争的重大问题，一点不能含糊。也正是因为要改戏，江青才想起了汪曾祺，这才有了汪曾祺戏剧性的、闪电式的“解放”。

1970年5月15日，京剧《沙家浜》的定稿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隆重举行。会场里面对面摆放着两排桌子。正面坐的是江青、姚文元、叶群等人。对面坐着剧团的演员和汪曾祺。每人面前放一本二号仿宋体大字印刷的剧本，由洪雪飞、万一英等演员轮流朗诵。读到一个段落，江青说：“这里要改一下。”汪曾祺就当场改写。在念到第二场《转移》中的郭建光出场时，姚文元讨好地提出：“江青同志花了很多的心血，要用几句好一点的词句形容一下。”江青微微点头表示同意。汪曾祺很快便脱口而出：“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白早稻黄绿柳成行。”江青当场表示赞赏，后来又下达指示，把后面的唱词改成了“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

在定稿会议中表现出色的汪曾祺，经江青安排于1970年5月2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与首都百万军民一起集会拥护毛泽东5月20日发表的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在新华社当天发布的通稿中，汪曾祺的名字出现在了一长串几百个人名的接近结尾处。“九叶派”诗人在温州看到报纸后四处奔走相告：汪曾祺上天安门了，咱们知识分子有救了！消息传到山西，汪曾祺在农村插队的儿子也因此改善了处境。

但是，等到江青倒台之后，汪曾祺第三次变成审查改造对象，被送进学习班。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写下了十几万字的检查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