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许百姓点灯”趣谈古代的“避讳”制度

于保东

陆游编著的《老学庵笔记》中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叫田登的州官定了一条规矩：不准下属及州中百姓叫他的名字，也不准写他的名字。到了正月十五，照例要放花灯三天，要写布告告知州中百姓，这可把写布告的小吏难为坏了，不敢写“灯”（登）字那怎么办，这小吏绞尽脑汁，只好把布告写为“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由此便有了“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笑话。

看起来这是个笑话，但实则牵扯到我国古代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制度——“避讳”制度。避讳制度是指在封建王朝时代，要求臣民对当代、历代君主，及本朝所尊重的圣人，家族中长者的“名”“字”，不得直接称呼或者使用，要在口头上或文字上用其它方法表述。我国封建历史最长，形成的制度文化在典籍中都有体现，从历史发展演变来看，“避讳”制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一直伴随着封建社会的兴起、发展、强盛、消亡，避讳制度大约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至清代更趋完美，民国成立后废除。

一

封建时代避讳制度的形成是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的。《左传》桓公六年记载“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其疏曰：自殷以来未有讳法，讳始于周。周人尊神之故，为之讳名。又曰：讳名，临时言语耳。从这段文字记载来看，避讳制度也是礼仪制度的一种形式。我国是礼仪之邦，礼仪在古代受到特别重视，所以一个人（尤其是统治阶级）在给自己起“名”和“字”的时候非常讲究，在交往中，称呼也就变得十分讲究，名一般用作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平辈之间，只有在很熟悉的情况下才相互称名。在多数情况下，提到对方或别人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平辈之间，相互称字，则认为是有礼貌的表现。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呼唤时，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尤其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连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所以便产生了我国特有的“避讳”制度。到了唐代，避讳制度最突出的特点是把“国讳”和“家讳”正式写入法律，使其法典化，从而确立了避讳的法律地位。如《唐律》中有“上书奏事犯讳”条法规定，如奏事犯讳者，则受严厉处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文书或口头犯讳者笞五十。《唐律疏议·职制》中明确规定“即为名字，触犯者徒三年”。

二

古代避讳制度形式多种多样。但梳理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主要是以下四种情况：

一是为王者讳。封建帝王是九五之尊，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虽有对帝王的避讳制度，但还只限于临时言语，还不涉及文书工作，有关避讳的内容及要求还不全面，尚未形成严格的制度。对当代帝王及本朝历代皇帝之名进行避讳，属于“国讳”或“公讳”，可见避讳制度已经在历朝历代形成了公制。汉武帝姓刘，名彻，汉朝人为了避武帝之讳，凡是用“彻”字的地方，都改用“通”字：“彻侯”改为“通侯”，人名“蒯彻”改为“蒯通”。唐朝人为避太宗李世民之讳，把“民”字改为“人”字，柳宗元在《捕蛇者说》里就把“民风”改写做“人风”。清朝乾隆皇帝曾下诏，门联中不许有五福临门四字，为的是避讳顺治帝福临之名。清代的文字狱较大的案件有百起之多，而因文书犯讳造成的文字狱即有几十起，许多无辜者蒙遭严刑乃至残杀。康熙二十年( 1663年)，命庄廷普等人主编明史，庄廷普等人在史稿中因直称清太祖努尔哈赤名字，结果“死者七十余人，死者并发边”（《清代通史·康雍时代之武功及政教》）。有时，甚至还要避讳皇后之名，如吕后名雉，臣子们遇到“雉”要改称野鸡。

二是为官者讳。在等级制度严苛的封建时代，除了为帝王讳，为官者讳也是常见的避讳制度，为官者讳即下属要讳长官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甚至一些骄横的官员严令手下及百姓要避其名讳，“不许百姓点灯”的笑话就属于此类。

三是为圣贤讳。这种现象比较常见，避“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的名讳，有的朝代也避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之名，有的还避周公之名，甚至有避老子之名的。孔夫子，名“孔丘”，宋朝皇帝崇信儒学，孔子的地位被空前提高，文书开始讳孔丘之名。北宋朝廷下命令，凡是读书读到“丘”字的时候，都应读成“某”字，同时还得用红笔在“丘”字上圈一个圈。清朝尤甚，凡是天下姓“丘”的，从此以后，都要加个“耳”字旁，改姓“邱”字，并且不许发音为“邱”，要读成“七”字。于是，天下姓“丘”的，从此改姓“邱”了。到了今天，有姓“丘”的，又有姓“邱”的，原因就是有的改了，有的又改回原来的“丘”字了。

四是为长尊者讳。即避父母和祖父母之名，这有别于“公讳”，属于“家讳”或“私讳”。在日常的社会交往时，应避对方的长辈之讳，否则极为失礼。唐代诗人李贺之父名晋，“晋”与“进”同音，故李贺一生不能举进士。《红楼梦》中林黛玉之母叫贾敏，故林黛玉凡是遇到“敏”字都读成米或米。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所以《史记》里，把跟他父亲名字相同的人，一律改了名。例如“张孟谈”，改为“张孟同”；“赵谈”，改为“赵同”。后来《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是如此，因为范晔的父亲叫“范泰”，所以在（后汉书》里，叫“郭泰”的，竟人不知鬼不觉的变为“郭太”了；叫“郑秦”的，也变为“郑太”了。

诗人杜甫，父亲的名字叫“杜闲”，为了避“闲”字的讳，杜甫写了一辈子的诗，却没在诗中用过“闲”字。杜甫母名海棠，《杜集》中无海棠诗，不名母名也。

宋代避家讳也较前代严格，大文豪苏轼的祖父名序，其父苏洵著文时改“序”为“引”，苏轼为人作序时改“序”为“叙”。

这种为长尊者讳的文化传统，沿袭到今天，在社会中仍有大量存在，孩子取名时，不能有与祖父辈、父亲辈相同的字，包括读音相同也被禁止。

三

既然有这么多的避讳制度，遇到避讳的时候该采取什么对策呢？

一是改字音。就是用音不同而意义相同的字去替换。秦朝人把“正月”叫“端月”就属于这种情况。（“端”是开端，开始之意。）汉武帝时为了避武帝之讳，凡是用“彻”字的地方，都改用“通”字。唐朝人为避太宗李世民之讳，把“民”字改为“人”字，柳宗元在《捕蛇者说》里就把“民风”改写做“人风”。在今天读它时，要看注释才能明白。

二是改字形。改字形常见的方法是“缺笔”和“缺文”。所谓“缺笔”，是在非写该字不可的情况下，少写笔画。林黛玉在写“敏”字时总是缺一笔。所谓“缺文”，是空格不写。南北朝时的梁武帝萧衍的父亲名顺之，所以梁人萧子显所撰的《南齐书》里，遇到“顺之”二字，都空一格。秦始皇规定，公务文书、私人文书以及其他书面文字或语言中，均不得直呼其名字，而需避讳。为此，发明了避讳改字的方法。秦始皇生于昭襄王四十八年正月，名为政（通正），又名讳政，称帝以后，把“正”改为“端”，称为“秦讳端”。全国人名、地名等，用政（王）者，亦要相应避讳，如“正月”改为“端月”。秦始皇之父庄襄王之名子楚，故称“楚”为“荆”。于是，这种文书避讳制度便在我国封建社会代代相传，其内容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直至清末，方告结束。

汉代因袭秦制，亦有文书避讳制度。如规定凡在文字书写中与皇帝名字相同之地名、人名，都需改名换字，臣民上书言事触犯帝王名讳属于犯罪。

汉代文书避讳的方法大为增加。如凡遇与御名庙讳相同之字可用同义互训字代替，汉高祖刘邦，以“国”代“邦”；汉文帝刘恒，以“常”代“恒”；汉景帝刘启，以“开”代“启”；汉武帝刘彻，以“通”代“彻”；汉光武帝刘秀，以“茂”代“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