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民办教师，基础教育不朽的丰碑

进入新时代，教育在巨变。宽敞明亮的教室，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已遍及所有城乡学校。

然而，曾几何时，中国农村的三尺讲台上，站着一批既种田，又教书的教师，国家把这个群体称之为“民办教师。”

最多的时候，这个群体占到了中小学教师总数的70%。

尽管民办教师的产生和发展有许多非正常因素，但作为民办教师个人，长期以来，在生活条件困难、工作环境艰苦，待遇、地位低下的困境中，不计名利、顾全大局、任劳任怨、辛勤工作，献身农村基础教育事业，为国家分担了困难，为农村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他们扎根农村、教书育人，呕心沥血，为培养下一代奉献了宝贵的青春。

民办教师的形成和发展及他们的贡献证明，没有民办教师，就没有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的今天；没有民办教师，中国的文盲要比现在多好几亿。

很长一段时间，并不是所有人对民办教师都有全面的认识，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民办教师。民办教师待遇提高缓慢，转公办等政策没有连续的贯彻执行，与对民办教师的认识和理解程度有密切关系。

民办教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特殊的用工形式，是教师队伍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甚至有人干脆称民办教师为“赤脚教师”。

民办教师大致有三种类别：由上级颁发给任用证的是第一类民师；上级主管部门没有发给他们任用证，但却有登记记载的，属第二类民师；最后一类，就是所谓的“临时代课民师”，是由各乡镇、村自己任用的民师，既没有任用证也没有登记。这样的教师连民师都称不上。

民办教师，应该说是中国最基层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与农民群众朝夕相处，深知农民群众的甘苦，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农民。

因为大多数农民识字太少，他们在农村的威望一直很高。过春节为农民写春联，平时为农民写信，甚至代写情书。

上级要求村里干的宣传工作，村里大多都安排他们去完成。粉刷标语，写批判稿子，挨家挨户去设计学习专栏，为村里办黑板报，挂锄季节为乡亲们念唱本，说评书，编节目，演节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夜校，扫文盲，为农民讲农药使用常识，带头推广优良品种，搞塑料大棚，带头搞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带头搞家庭致富，做给农民干，引导农民干。

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发理得一丝不乱，迈着稳健的八字步走路目不斜视，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上衣兜里插一支钢笔，提一个包系大多已断裂，用布条缝合着的印有“教师节留念”几个字的人选革提包。面带微笑，有求必应，这一民办教师形象一直定格在几亿农民脑中。

他们虽然也是人民教师的一部分，但他们的身份和收入却是那么不协调。他们还是常常在锄头和课本，土地和讲台之间徘徊。

1980年以前，民办教师得到的是同等劳动力的工分报酬和国家补助费。小学民办教师每年补助170元，初中民办教师210元。1980年以后，民办教师享受责任田和国家补助费。

1981年，国家规定民办教师每人每年的补助标准增加50元。此后，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自定补助费标准。经济条件好的地区补助费相对较高，但大部分地区依然很低。民办教师工资待遇长期偏低的问题十分突出。至1995年底，全国民办教师月工资在70元以下的有17.5万人，约占8%，月工资在100元以下的有43.8万人，约占22%，月工资在150元以下的有59.4万人，约占30%。在一些民办教师较多的省份，大量的民办教师月工资不足100元，仅是公办教师工资收入的1/4，且不能按时、足额发放，生活之清苦可想而知。

国家也曾多次发出文件，要求各地要做到民办教育和公办教师同工同酬，最低也要达到公办教师平均工资额的2/3，可实际上，绝大多数地方没有做到这一点。

人们都说，教师是“阳光底下最神圣的事业”。人们无法想象，从事“阳光下最神圣的事业”的这些民办教师，其工作条件之差，压力之重，生活之苦，待遇之低。

如果把公办学校之外的教师都称为民办教师的话，中国的民办教师已存在2000多年了，而最早的民办教师或许就是孔子。正是凭借了民办教师的力量，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才得以传递到今天。

可是，也就是这些文明的传递者，无论是2000多年前的孔子，还是今天的民办教师，“清贫”一直是他们生活的主调。当新闻媒体向世人披露了广大基层民办教师的精神境界以及工作和生活状况时，人们震惊了，人们看到了笼罩在这些小人物身上的是一束束神圣的光辉。

张宗花是广东南雄县澜河镇中心小学的民办教师。她1981年高中毕业后就踏上了三尺讲台。

她曾有两次机会可以摘掉“民办教师”的头衔。一次是1985年冬，她爱人所在部队几次来函，让她到北京的部队幼儿园工作，但她没有去；另一次是1992年，她爱人转业743矿，矿领导想把她调到矿山子弟学校任教，并许诺解决转正、住房问题，但几番劝说，她都不为所动。

对此，张宗花的解释挺干脆：“舍不得离开这些纯朴的孩子。”她说最快乐的事莫过于有孩子在她周围叽叽喳喳地闹。她那两间陈设简陋的平房，是孩子们游戏学习的乐园。

令张宗花梦牵魂绕的澜河和澜河小学，藏在大山的怀抱里，四周峰峦起伏、沟壑相错，那块平坦的谷底便是澜河镇。从县城出发乘车需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其闭塞状况可以想象。

在澜河，说起“张宗花老师”，许多人都可以向你讲出她感人的故事。一位家长说：“张老师对　　学生比对自己的孩子还疼爱。”有一次，南雄爆发山洪，张宗花把学生分批护送回去，直到晚上9点多才回家。当她正打算脱掉湿透的衣服吃饭时，才想起8岁的儿子还在学校。等她冒雨赶到学校时，孩子已在教室里睡着了……

张宗花的家境很不宽裕，一家6口人依靠她和丈夫有限的工资维持生计。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她还时常接济一些生活条件不好的学生，不仅送纸送笔，还送衣服鞋袜。张宗花的家里，几乎没有值钱的物品，唯一醒目的是那台旧彩电，这还是她为了学普通话咬牙掏钱置办的。她的家务很重，除了两老、两小需要照顾外，还要摆弄几亩责任田。

不过张宗花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她说：“不管怎么样，我同孩子们在一块就很开心，看到他们在我的眼前，渐渐地长大成人，知书达礼，这就是我付出得到的最好的回报。”

一头疏发，一双智慧的眼睛，一个清瘦的躯体，他就是浙江丽水市黄弄小学校长陈岳明。这位在畲乡奔走了30年的民办教师，已快60岁了。

畲乡的贫困，紧揪陈岳明的那颗悬着的心。30年来，他把改变家乡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身上。知识，就是智慧，就是力量。他要把全部学龄儿童带进学校，留住学生，培养成才。

何丽洪、何文斌姐弟俩是他班上勤奋好学的学生，父亲长期患病，家景一贫如洗。不幸母亲突然身亡，姐弟俩被迫停学。陈岳明急了，眼下正步入毕业班，停学将伤害两颗希望的心灵。不行，再困难也得让他们念书。当时陈岳明月资90元，家中老少7人，经济相当拮据。但为了学生能继续读书，他就拿出两个月的工资并戒了酒，供姐弟俩读完小学，并送进初中。

陈岳明当校长以后，他的目光不是一个班级了，而是他所管辖的几个自然村的孩子们。

为了普及初等教育，他竭尽全力，把工作做到每一户村民中去，使家长自觉自愿地把孩子送到学校。他把《义务教育法》翻印了400份，做到学生、家长人手一份，叫学生回家一字一句读给家长听。并利用村广播室，请村干部向村民读《义务教育法》，发现有学生不来上学，先由老师动员，再由村干部上门劝说，直到成功为止。

1986年，离学校50里路远的山村五尺口麻田村，有俩姐妹周淑琴、周美琴没来学校报到。陈岳明亲自前往动员。那天下雨，陈岳明早上起身走到傍晚，到了学生家已是全身湿透。家长感动得直擦眼泪。陈岳明与家长、学生谈了大半夜。学生当时答应去读，可是第二天又变卦了，主要原因是路太远了，走怕了。陈岳明对学生说：“路远就少回家吧，米到我这里拿，星期天到我家里吃，与同学一起共度周日。”又说了大半天才将姐妹俩说通。　

30年，在他的学籍档案里，入学率和巩固率均是100%。

30年，陈岳明从未因事因病请过一天假，脱过一节课。30年来，他吃住在学校。用他的一句本地话来说：“办学校靠劳心。”

1991年，他接任本乡教育质量下降的一所学校——黄岭小学。群众大会上，他表态：“成绩提不上去，我不出村。”为了搞好学校，他亲自担任毕业班班主任，兼教语文、自然。学生住校，开设早晚自修课，狠抓语文基础教学。为了上好自然课，他经常带领学生上山采集动植物标本。日夜“劳心”。自觉体力不支，但又不能耽误教学，他就买来“补脑汁”放在桌上，眼花了喝几口。他就是这样拼了一年，升初中考试时，他教的毕业班总评成绩在全乡5所完小中列第一名。

1986年，县教委给本乡“民转公”两个名额，就陈岳明的条件而论，教龄、学历几个硬条件都符合。可他让给了同校的几位民办教师。他说“作为校长，不能利用职权抢利，而应该让利。”他诚恳地对一位老师说：“我们都是同一命运的人，你家比我还困难，你先转正。”

1989年，又有“民转公”的机会。妻子说：“转了公办就加钱，有福利，这次不能再让了。”陈岳明笑笑说：“我不喜欢与人争，一争就费心，就不安宁了。现在学校安宁、家里安宁，不是很好吗。”

他对“安宁”的解释，也许是他处理人际关系，团结教师搞好工作的一条方法吧。难怪他头顶没有“桂冠。有了“桂冠”对“民转公”可助一臂之力。他却说：“把桂冠让给老师，可助我一臂之力。”一语道破了他心底的秘密。他想的是学校工作，工作是靠老师来做的，老师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不是他最大的愿望吗？

覃月明从1972年担任广西贵港市蒙公乡凌寺小学壮族民办教师以来，早已桃李满天下。在她那间简陋的房间里，最显眼的是她作为先进个人出席199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文进校实验工作表彰大会时的代表合影。

1987年，凌寺小学成为壮文进校实验学校后，她一个人挑起了壮、汉双语教学实验的担子，在尚无现成经验可循的情况下，她不断地学习、探索。根据自治区教委提出“以壮为主，壮汉结合，以壮促汉，壮汉兼通”的教学方针，她灵活地结合本校实际，不断探索，提高壮汉双语文教学的质量。1993年，她任教的壮汉双语文数学，汉语文平均分为88.3分，及格率达98%；壮语文平均分为71.5分，及格率达96%，优秀率为50%，双双名列全乡第一。于是，她被自治区教委授予壮文进校实验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972年，正值豆蔻年华的覃月明踏上讲台时，教学条件异常简陋，一间四壁透风的破教室，里面摆着残缺不全的桌子板凳，学生上课时得常常蹲在地上写字。物质条件的匮乏，丝毫没有动摇她对事业执着追求。她想，人民把学生交给我，就要努力培养他们成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当时她只有初中毕业水平，自身知识的不足使她感到巨大的压力。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她积极学习文化知识，认真钻研教学业务，工作、学习成了她生活里的全部内容。她自费订了多种教育刊物，从中学习先进的教学方法，再在本校教师中推广使用。她教出的学生一茬又一茬，已如山花烂漫，桃李满天。

1983年2月，她的爱人确诊患了肝癌。为了延缓丈夫的生命，她殚精竭虑地操劳，不但要完成教学任务，还要护理好丈夫。可是，三个月后，丈夫还是抛下她和唯一的4岁的孩子而去。在巨大的悲痛中，她没有忘记班上的孩子们。在料理完后事的第三天，她悄悄地把家门锁上，带着儿子食宿在校。她的“小学”因此成了“大家”。暑天，学生的饮水成了问题。她叫学生带玉米粉来学校。每天早起为他们煮玉米粥。冷天，她每天都要为学前班的孩子们准备好炭火。她已习惯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燃烧着自己的生命之火，去照亮属于学生们的那一片天空。

作为一个民办教师，她不但要完成好教学任务，还得耕种责任田。为了工作，她的责任田往往误了种植季节，该喷药杀虫的最佳时机常常被耽搁。每到这时，村里的群众都一声不响地为她放田水、插秧、收割。泥冲墙的校舍，由于年久失修，墙体多处裂缝，瓦面严重凹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学生的安危使她焦虑不安。她在心里对自己说：“无论如何要保证孩子的安全。”她找到了村干部和村里有名望的老人商量危房改建事宜，并领着他们逐间察看校舍。为了集资建校，她挨家挨户把人们请来学校商量办法。每逢村里放电影，她都要抢在电影放映前向人们宣传抢修危房的意义。终于乡亲们自觉集资了11万元建设了一所新校。新校舍竣工的那天，村里像过节一样喜气洋洋，放了一场电影以示庆贺，在电影放映前，村长号召全体村民合唱了一首山歌，以表达对她这位壮乡好女儿的赞美、崇敬之情。

缪志和任教的地方在云南省富源县的普克营，这是一个只有40多户人家的彝族山寨。一提缪志和，寨子里的人都伸出大拇指称她“子那苏摩波”（彝语，指最好的老师）。普克营三面岩石峭立，只有一条狭长的山间驿道与外界相通。当地人说是个“鸟飞得来，飞不出去”的地方。缪志和真像一只吉祥鸟，进了彝家的门，成了彝寨的人。

那是1973年冬天，缪志和随新婚的丈夫回婆家。在通往彝家山寨崎岖的山路上，爬了一道坡，又翻几道梁，当丈夫指着一面大白岩兴奋地说要到家时，她心冷地流下了泪。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姑娘，想像不出这么偏僻的大山里竟还有人居住。

爱情的力量使她迈进了彝寨。早先她是瞒着娘家走的，可到了婆家却并不太受欢迎。老辈人认为这个俊秀的城市姑娘是“吃得了草，干不了活”的人。在彝家生活劳动了10年后，她作为这里唯一的汉族女性在大山里立住了脚跟。可她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一件事：这里的贫穷能忍耐，但祖祖辈辈当睁眼瞎的日子不能再过下去了。

“山寨娃娃的眼睛是亮亮的，看得见麂子跑，就是不识一个大字。” 老人的这番话刺痛着缪志和的心，她决心自己创办一所山寨小学。她的想法得到了丈夫的支持。她把自家的两间房屋腾出来作教室，又搬来自家的桌凳作课桌，还请人专门做了块大黑板。

1983年9月1日，山林的松涛声中新添了琅琅读书声，缪志和创办的小学开学了，十多个彝家人的后代背着书包走进了学堂，整个山寨都沸腾了。可是，在这个很少与外界往来的山寨办学，有着许多想不到的困难。要让学生学会书上的内容，缪志和首先得找准汉语与彝话的对照词组。在教学中，缪志和整理了900多个彝汉对照词组。一个教室里常常交替着两种语言，她的“汉词彝注”教学渐渐使学生克服了语言难关。

为了这个学校，缪志和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刚任教的前几年，她把自己每月的15元钱都花在学生的身上。课本和学习用具还要翻山越岭去镇教育组背回来。有一次，在回家的半路上下起了大雨，山雾迷漫着山路，她不知道摔倒了多少次，人也变成了“泥人”，看着身旁的大山和石头，伤感的泪水一路伴着她走回山寨……

1992年末的一年，寨子里传出了缪志和要调到县里任教的消息。山民们都被这一消息震惊了。当天晚上，全寨山民都自发地涌到设在缪志和家里的村小学。

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流着泪拉住她的手说：是你给寨子带来了福气，你一走会把福气带走的。三年级学生杨建和苏国德哭了，这两位从小失去母亲的孩子是从缪老师那里得到母爱的。“老师，你走了。谁给我们上课，谁给我们补衣服啊？”哭着哭着，他们依偎在她的膝上睡着了。

那是一个不眠之夜，30多人一直在她家坐到天亮。

是眼泪把她留住的。山民把一颗颗滚烫的心捧给了她，他们用情感浸泡着她，用言词软化着她，用真诚挽留着她，这一刻，她深深感受到了教师这一职业的无比神圣，学校这一殿堂的无比神圣。

当第一抹曙光透过窗棂时，缪志和上路了，决心已定，她要向组织说话，她要做一只留鸟，永远栖息在这里。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麦吉汗所在的米泉县柏扬河乡玉素甫早小学涝坝沟教学点距乌鲁木齐不过50公里的路程，然而记者去采访他时，一辆全新的“捷达”轿车竟然跑了4个多小时，一块挡风玻璃被飞石打碎，轮胎两次被扎破。然而，就是这条崎岖的山路，麦吉汗已经走了整整20多年。他的青春、他的爱恋、他的追求，都随着匆匆岁月毫无保留、无怨无悔地献给了天山深处的这片热土，献给了那些纯朴可爱的牧区哈萨克族孩子……

麦吉汗的少年是不幸的。13岁那年他上山伐木材，不幸被树枝砸断左臂，留下终身残疾。初中毕业后，他操起牧鞭，做了牧童。30岁那年，他作为全村唯一一名初中毕业的“秀才”，被推荐做会计，就在前去报到的路上，巧遇即将退休的老校长。老校长拉着麦吉汗的手说了一声“咱山里像你这样的人才太少了”，便哽咽了。麦吉汗明白老校长的心情，毅然放弃月薪60元的会计工作，当上了一名月薪仅20元的民办教师。从教的前10年，麦吉汗几乎是在马背上度过的。那时牧民们很少定居，牧点一般都很分散，相距五六公里或十几公里是常见的事，麦吉汗便背上作业本、课本、黑板和教具，骑着马起早贪黑挨家挨户地转，有时候一天要跑五六十公里。

他所在的“学校”，其实是一个偏远的教学点，只有一间土坯垒成的小屋，里面摆着几排没有油漆的桌凳，一块黑板，十几个满脸稚气的孩子。麦吉汗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这里。白天，他为三个年级的学生分别上不同的课；夜晚，他在烛光下批改作业，翻阅教材。深山里毡房零散，远处的学生回不了家，麦吉汗给他们做饭铺床，缝补洗理。学校经费不够，他自己动手钉桌椅、做教具，几乎把每月的工资都搭了进去。他既是教师又是校工，还当保育员，草原上的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独臂园丁”。

有人为麦吉汗老师算了一笔帐：他在前10年游牧教学中，走过的路程，足足可以绕地球一圈；而他那10年的收入还不足5000元，其中至少有一半花费在给学生买作业本和课本上。

30个年头过去了，麦吉汗的马匹换了三代，学生也毕业了几十茬。学生中有的当了科技专业户，有的当了军官、工程师和法官，有的又回到牧区当了老师，牧民们也脱贫致富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而麦吉汗老师依然不改初衷，默默无闻地教书育人，过着清贫而平静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