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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屈，苦闷，呼吁。
坚韧，自信，奉献。
民办、公办教师何日同工同酬？
为基础教育拼搏大半生的几百万民办教师何日转正？
振奋人心的消息在教师中流传着：民办教师就要全部转正了！
对中国民办教师来说，这是一段必须铭记的历史。
实锤似乎要落地了！
几百万民办教师的命运从这个夏天开始悄悄改变。
一个事物产生和消失需要过程，需要酝酿，需要有人推动。
民办教师是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中小学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一个对农村基础教育特别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群体。
这个群体问题的解决，开始进入紧锣密鼓地酝酿、倒计时。
（作者方圆在课堂上）
我工作的地方是沂蒙山区腹地沂水县泉庄镇的一所山村学校，西棋盘学校。校长和老师就我一个人。学校是复式班，几个年级的孩子在一个教室上课。我曾在头条文章《全民战役中的桃花源》一文中介绍过这个学校。
1994年的夏天来得特别早。
刚进入4月，温度就很高了，每天中午燥热难捱，教室里热得没法上课，就把 课堂挪到了学校门前的大软枣树下。
孩子们山羊羔子一样蹿出教室，几个大点的孩子嘴里喊着“一二一”迈着方步抬着木头黑板挂到软枣树杈上，琅琅的读书声开始从大软枣树下荡漾出去，引得四周田里做活的村人笑眯眯地往这边张望。
5月4日这天，是青年节。这里正上课呢，山下崎岖的山路上，一辆北京吉普拖着一股飘逸飞扬的尘土朝学校这边驶来。
少顷，车停在了软枣树旁。车门打开，乡里的宣传委员老段和两位年龄都在五十来岁的陌生人走下车来。
这是张老师，老段指指我。又指指那二位，这位是县委宣传部的李部长，这位是《光明日报》的王记者。
我领着几个人到不远处的大柿子树下坐下，王记者介绍了此行的目的。
全国民办教师将要陆续转正。国家将评选表彰一批全国优秀民办教师，广造舆论，以助推民办教师转正的进程。
中国现在还有230万民办教师。长期以来，广大民办教师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在条件非常艰苦、待遇相当低下的情况下，兢兢业业，默默奉献，为农村教育和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工作条件差，负担重，工资很低且没有保障，国家已决定在今后六七年内基本解决民办教师的问题，现在的关键是落实。要从上到下大力宣传民办教师为我国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巨大成绩和不朽贡献，让全社会都能了解、理解和关心民办教师，为他们献上一片爱心。
前段时间省教委发了通知，让每个县推一名候选人到市里，各市综合评比后再推出一名报省里，省里再综合评选出一至二名到北京参加“十佳”的角逐，山东省教委推荐了我。
这个活动是由中国教育学会和光明日报社共同发起的。从七月底开始，《光明日报》将陆续刊登候选人事迹，八月底在北京评奖，教师节前表彰。采访后将我的事迹材料报《光明日报》。
之后，采访开始。当教师的背景，十几年来走过的路。采访完我，又去采访学生、家长，先后座谈了二十几个人吧，天近中午，吉普车拖着纷扬的尘土离去。
8月16日，我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表彰会。
8月18日，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位代表陆续来京。评委会将在这30名代表中评选出10名“十佳代表”和20名“优秀代表”。
8月21日下午，主办单位召开了代表座谈会。《光明日报》社长徐光春，总编辑王晨，国家教季人事司副司长韩绍祥，国家教委人事司教师工作处处长杨春茂、综合处副处长孙霄兵，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郭永福，活动主要策划、发起者叶辉等参加了座谈会。
（本头条号作者方圆与郭永福在一起）
会场上气氛热烈，领导和代表陆续发言。郭永福秘书长看我在这30人里面最年轻，就把话筒交给我。
我觉得这是呼吁全社会关心民办教师、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大好机会，必须抓住机遇，让领导和媒体更加重视民办教师问题。我理了理思路，按照心中准备内容开始发言，大意是：
今天政府对优秀的民办教师进行表彰，但表彰不是为了永远的奉献，而是为了让这种不公平的奉献尽快中止。
民办教师上有老下有小，要吃饭穿衣、养家糊口，仅仅给他们精神的安慰是远远不够的。他们是农村教育的脊梁，脊梁如果营养不良，而又负荷过重，就会弯曲，农村基础教育就会出现危机。建议抓紧为所有的230万民办教师全部“民转公”。
不是只转“优秀的”。不应该考试选拔。为什么?这些教师任教几十年了，政府早已发给他们教师资格证，从发证之日他们就是合格的了。
发言过程好几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鼓掌的人不仅有代表候选人，还有会场的记者、主席台的领导。总结时郭永福秘书长说我发言有理有据、说理透彻，提议安排我起草“民办教师倡议书”，并准备代表获奖者在表彰大会上发言。
座谈会结束后，我的房间就被记者塞满了。第二天，我的发言以及会议新闻纷纷见诸报端。
（方圆在获奖席）
评选结果公布，我位列“十佳”榜首。
8月23日，首届全国优秀民办教师表彰会在全国政协大礼堂举行。严济慈、钱正英、刘云山、徐光春、王晨、柳斌等出席了表彰会。
（出席表彰会的领导与受表彰优秀民办教师合影。中间左起：郭永福、吴畏、郭福昌、柳斌、钱正英、严济慈、刘云山、徐光春、柴云健、王晨。后排左起9为本文作者方圆。）
（郭永福向钱正英汇报表彰会筹备情况）
因为种种原因，全国十佳民办教师的评选活动只举办了这一次。是首届，也是最后一次。
但这次评选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活动发起者中国教育学会、光明日报社的远见卓识，也将会永留中国的教育史册，这次活动对自孔子开始至今2400多年来的中国民办教师群体作了最好的注解。
（会议期间雷洁琼与郭永福在一起，他称赞民办教师是“中国农村教育的脊梁”。）
李岚清欣闻举办首届全国优秀民办教师评选活动时，专门发来贺电：“活动举办得好！民办教师应该受到全社会的理解，关心和尊重。希望全社会对民办教师给予更大的关心支持”。
（会议期间。左起：徐光春、钱正英、郭永福、刘云山）
表彰会之后，民办教师问题也引起越来越多有识之志的关注。
历史应该记住一大串为民办教师问题呐喊呼吁的人。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副主任史静寰博士说：从古到今，从外到中，教师都不是个能发财的职业，民办教师更是如此。但教师付出的劳动应能维持其体面的生活。一个贫困孩子失学，受影响的是一个孩子，如果一个教师因贫困“失教”，受影响的却是整班的孩子。中国已经有了希望工程，失学儿童可以得到救助，同样贫穷的教师，也应该建立一个希望工程，让全社会都来关心他们！
“民办教师”是一个大课题。民办教师的性质、队伍的发展等理论问题长期是个空白领域，很少有人对此进行认真的调研，细致的分析。
国家教委人事司教师工作处处长杨春茂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解决，贡献很大，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
第一，“民转公”不是考试录用公务员。“民转公”，从国家层面，这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从民办教师层面，应当说是一种“补偿”措施。因为民办教师长期在生活、工作条件都非常差的农村中小学工作，本应得到比城市、比发达地区更多的补贴、津贴之类的“补偿”。但限于我国一度人口增长失控，紧接着十年动乱。国家难于承担大量的教育费用。很多教育经费方面的困难，实际上长期由民办教师个人承担了。今天，当我们的教育事业日益受到应有的重视，国家有能力解决“民转公”问题的时候，作为一种“补偿”，逐步将合格民办教师转招为公办教师，仅仅是民办教师转变为公职人员的身份变化，与考试录用公务员（干部）有显著的区别。“民转公”是国家专门针对民办教师采取的一项特殊政策。这种特殊政策不适用于其他任何行业，因此不能把考试录用公务员（干部）的办法简单地套用于“民转公”。
第二，“民转公”不应当根据考试成绩决定。在“民转公”中不能凭考试成绩决定谁能转公办，而应当首先考虑民办教师的贡献。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任教时间上，时间越长贡献越大。民办教师长期担任教学工作，绝大部分人在学历等方面已经达到《教师法》规定的标准，按公办教师一样的条件评聘了教师职务，而且这支队伍已经过多次调整整顿，淘汰了不合格人员。转公办仍从事与过去完全相同的工作，所以不应当以考试成绩作为转公办的唯一根据，更不能简单地套用考公务员的办法考民办教师。依照《教师法》制定的教师资格制度规定，具有教师职务的民办教师将与公办教师一样经教育行政部门考核后认定其国家教师资格，具有国家教师资格的民办教师转公办，就更没有必要进行考试。
第三，“民转公”不应当有年龄限制。“民转公”主要应当考虑其在教育事业中的贡献，因此在“民转公”中不应当限制年龄。而现在在一些地区，仍套用以往录用干部的做法，规定了“转公办”不超过40岁的年龄界限，这种做法会严重影响民办教师的积极性。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民办教师支撑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半壁江山。没有他们，就没有九年义务教育今天的普及程度；没有他们，中国农村的文盲会比现在多得多，他们对教育事业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今天，当国家有条件解决他们的困难和出路的时候，我们不能把从教多年、贡献很大的民办教师拒之门外。据今年（1994）年上半年统计，全国51岁以上的民办教师仅18.6万人，即使将他们全部转为公办，也不会对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产生大的影响。
1994年6月，政府提出“争取今后六七年内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目标后，杨春茂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消化掉”民办教师的思路：
第一，全国50岁以上的40万名民办教师，将在未来10年内陆续退休。
第二，对经过培训仍不能胜任教育教学工作的约10万名民办教师，予以辞退。
第三，转公办是减少民办教师数量、调动民办教师积极性的最有效措施。为此，国家每年至少应下达5万名民师转公办的指标，各地政府也应下达不少于这个指标的数字，这样每年可以转10万人。另外，中小学公办教师的自然减员指标应主要用于民师转公办，现在这项自然减员率至少为1%，以此为标准，每年中小学公办教师自然减员约6万人。这两项民师转公办每年为16万人，到本世纪末可转96万人。
第四、现在35岁以下民办教师100万人，其中一部分可由师范院校定向招生的途径转为公办。比较保守的估计，这些青年民办教师至少有40万人符合到师范院校深造的条件。
上述多渠道、逐步消化的一系列措施，没有超出国家和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只要各级政府重视，就可以达到最终消化掉民办教师的目标。总之，消化民办教师的速度越快，对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就越有利。
（本头条号作者方圆与杨春茂在一起）
笔者之所以知这里长篇幅地介绍杨春茂同志的观点，一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50多年的历程中，像这样有远见的针对“民办教师”的建议少如凤毛麟角。二是杨春茂的建议，得到了当时教育部长陈至立，甚至李岚清同志的称赞，他的建议在后来解决民办教师问题进程中，基本全被采纳。
尽快妥善地解决好民办教师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成了教育事业特别是农村教育事业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和所有社会改革一样，解决的进程中有阳光也有阵痛。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解决这一问题进程的漫漫长路。
1979后10月，国家决定将全国136个边境县的8万余名中小学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揭开了政府妥善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序幕。
1983年，国家《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对民办教师应逐步实行社队统筹工资制，有条件的地区还应建立民办教师的福利基金，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根据国家财力物力的改善，每年安排一定的劳动指标，在考核合格的民办教师中，转一部分为公办教师。”
山东省平度市在此精神指导下，1984年建立了人民教育基金，民办教师的工资全部由基金会支付，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平度的经验在全国得到推广，民办教师从1977年的491万人减少到1990年的280万人。
为加快解决民办教师问题，1992年8月，国家教委、国家计委、人事部、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改善和加强民办教师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了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著名的“关、招、转、辞、退”五字方针。
1994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争取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
1994年的全国优秀民师评选表彰活动，促进了政府尽早解决民师的进程，解决民办教师问题从此有了历史性的转折。
从1994年起，国家连续3年每年下达15万名“民转公”专项指标，各级政府调剂约17万名配套指标。1996年底，我国民办教师人数已减至145万人。
1997年9月，国家提出《关于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通知》，提出全国解决民办教师问题分年度目标为：1997年民办教师占全国中小学教师的比例为12%，1998年减少到7%，1999年减少到3%，2000年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
“九五”期间，国家共下达的“民转公”指标80万个，地方政府调剂了10多万个配套指标。
对于被“辞”和被“退”的民办教师，虽然有些安排不尽人意，但主观上，地方政府都想方设法尽力进行了安置。但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差距，民办教师的解决时间表各有不同。这样，全国层面实际最终解决民办教师问题仍然推迟到了2003年底。
是的，中国230万民办教师，在2003年底前全部转正。
张承先调研民办教师工作
因为爱教育才做上教师，因为做教师才爱上教育。真的不必追究太多的因果，曾经奉献过，就必定留下痕迹；曾经付出过，就必定产生影响。不管怎样，当年的民办教师已经成了许多人心中的丰碑。
全社会都应该向民办教师致敬，你们是伟大的！
同时也应感谢那些关注民办教师，关注中国教育，为民办教师呼吁、呐喊的人们，你们同样是伟大的！
历史的车轮进入了21世纪，知识经济崛起，信息时代到来，民办教师作为一个群体，一个概念，一段历史，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和社会的舞台，成为昨天静态的历史，下几代人也许真的很难想象当年的民办教师是一个什么样子，他们曾经处于怎样的生活状态。他们的背影走进历史，在人民的心中早已深深地镌刻下了他们曾经共同拥有的名字：“中国民办教师”。
今天，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用苍白的笔触，试图定格这些平凡的伟大、伟大的平凡，以及泪水、汗水和心中的感动，但总觉得笔不尽心，语不尽意。
我们颂扬这个群体，崇敬这个群体，并不是希望这个群体再次回归，因为民办教师作为共和国特殊历史时代的产物，它的隐退与消失是社会巨大的进步。
之所以用心血合笔墨记录这些文字，是为了进一步挖掘、弘扬从这个群体身上所折射出来的那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正是中国的希望、民族的希望，它不能随着事物的消失而泯灭。
今天，中华民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个民族的崛起，需要感动，需要精神，而中国民办教师的群体精神在全民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理应在国人的追思、怀念中发扬广大。
（感谢郭永福、叶辉提供部分照片）
